王巍|王巍：青年考古人的一個發(fā)現(xiàn)，也許改寫歷史( 二 ) |中國社會科學院|王巍|中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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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王巍在日本奈良發(fā)掘藤之木古墳。
在日本期間，我驚訝地發(fā)現(xiàn) ，日本出版的有關中國歷史的著作，幾乎都以出土了甲骨文和青銅器的殷墟作為中華文明的開端，認為中華五千年文明只是傳說。這給我很強烈的刺激，作為中國考古學者，我們對自己祖先創(chuàng)造的文明究竟有多長的歷史，竟然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證據(jù) ，實在是汗顏。
事實上，我關注中華文明起源，要早至1983年。那一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老所長、新中國考古學的泰斗——夏鼐先生的《中國文明起源》出版。他認為，中國文明的形成以夏王朝的建立為肇始，二里頭遺址應當就是夏王朝的都城。
就在這本書出版前后， 20世紀80年代初，遼寧牛河梁遺址、浙江余杭良渚遺址、黃河中游地區(qū)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等，都有大量考古新發(fā)現(xiàn) 。中國考古學的另一位泰斗級學者蘇秉琦先生根據(jù)這些新的考古發(fā)現(xiàn) ，提出了中華文明起源“滿天星斗”說。
從日本回國后，我遵從張忠培先生“回歸主戰(zhàn)場”的點撥，重新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國商周考古學上。 1996年8月，我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后，在當年秋天率隊對河南偃師商城宮城內宮殿群進行大規(guī)模發(fā)掘。恰巧從1996年開始， “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作為商周考古研究室的主任，我有幸直接參加斷代工程。 2002年至2016年間，我又領銜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 。
如今，探究文明源頭的工作仍在繼續(xù) 。
在日本學習的3年時間里，正是上世紀80年代末，日本經(jīng)濟十分發(fā)達，考古事業(yè)十分興旺，大眾對考古很感興趣，考古學家也擁有很高的社會地位。我看到當時日本的考古已經(jīng)開始運用計算機和各種測量儀器，考古工作者擁有很好的國際視野，也積極地向大眾傳播考古成果，這些都深深印在了我的腦海里。
這段學習經(jīng)歷，一方面，我學到了日本考古學對東亞地區(qū)文化交流的研究成果，另一大收獲，則是看到了中國考古學可以從日本考古學中借鑒的東西，感受到了中國考古未來的方向。所以，后來我回國、又成為考古研究所所長之后，就把推進考古的科學化、國際化和大眾化，作為努力的方向，也頗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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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王巍在洪都拉斯科潘遺址考察瑪雅王陵。
考古的獨特魅力：給人期待、給人希望
考古這門學科，經(jīng)常需要人在野外翻山越嶺、日曬雨淋，有些像地質學，但考古又有它獨特的魅力，它給人期待、給人希望。雖然不能指望每個人都遇上三星堆，但每一項考古工作都有自己的學術任務、學術目標，通過自己的發(fā)掘調查，總會有收獲。
一個很有名的考古教授干了一輩子，但他發(fā)掘的墓葬從來沒有出過青銅器，在他快60歲的時候，終于發(fā)現(xiàn)了寶雞石鼓山（該墓地出土了92件青銅禮器，是中國商周考古的一次重大發(fā)現(xiàn)——編者注）。
考古的獨特之處還在于，初出茅廬的青年考古人，某一個不經(jīng)意的發(fā)現(xiàn) ，也許就會改寫歷史。比如，郭沫若、夏鼐等著名學者，依據(jù)當時看到的考古資料所提出的學術觀點，幾乎是其他人文社會學科難以解決的。
【王巍|王巍：青年考古人的一個發(fā)現(xiàn)，也許改寫歷史】考古研究的是我們祖先遺留下來的文化遺存，每一個考古發(fā)現(xiàn)和研究的成果，都會讓國人、乃至世界，更加了解我們祖先所創(chuàng)造的文明是多么豐富多彩、燦爛輝煌。而成為一名考古工作者，還會有一些特別的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