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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問)文明根性特別策劃之四：劉東：“天下大同”何以必然來自人類的“共通理性”？
中新社北京1月7日電題：“天下大同”何以必然來自人類的“共通理性”？
——專訪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敦和講席教授、中西書院院長劉東
中新社采訪人員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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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世界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疊加百年大疫情，全球化浪潮遭遇困境，西方國家民族主義抬升， “文明沖突”論甚囂塵上……人類文明該往何處去？古老的東方文明能否成為當今世界性困境的解藥？中國在追尋文明之根的過程中應當怎樣“激活傳統”“返本開新” ，并讓世界理解中國傳統思想中“天下大同”等重要的社會理想和世界觀？
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敦和講席教授、中西書院院長劉東教授近日就此接受了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采訪人員：從中華文明根性的視角來看，您認為影響今天中國形成世界觀的重要思想有哪些？
劉東：從人類“共通理性”的立場來看。當孔子早在遙遠的“軸心時代” ，就講出了“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這就從認識論方面意味著，他要在“不語怪力亂神”的基礎上，重新給出一個更可信的“人生解決方案” 。而這自然也就意味著，其實孔子的思想是“認識本位”的。
作為一種從“認識本位”出發的文明，中華文明之最大的挑戰性，還是在于它曾以活潑潑的長期存在，雄辯地向世界各大文明證明：如果不考慮“路徑依賴”的殊別問題，也就是說，不考慮其他文明的轉型難度，那么，一個沒有教會的世俗世界，不僅是有可能獨立存在的，而且是有可能達到高度水準的。由此，如果當今那幾個模范的北歐國家，是屬于“沒有上帝的社會” ，或者“自足的世俗社會” ，那么曾經“造極于趙宋”的中華文明，也同樣屬于古代社會中的模范。事實上，美國漢學家包華石之所以在其《西中有東》一書中，回顧到中國對于西方的啟蒙，也正是因為當年的伏爾泰，曾經敏銳地借助于中國事實，而意識到只需要喚醒他們的理性，人類就不光能做到“無宗教而有道德” ，還能進而做到“無宗教而有快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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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上海世博會中國館“動畫清明上河圖”吸引參觀者。中新社采訪人員杜洋攝
如果從孔子的思想立場來看，我們的“理性”和我們的“人生觀” ，并不像人們曾經虛妄認定的，特別是在“科玄論戰”以后誤以為的，完全屬于“風馬牛不相及”的，相反倒應當是密切相連、彼此相通的。
中新社采訪人員：中國傳統的“天下大同”思想對中國人影響至深。在您看來，中國的“天下大同”思想能否與西方文明產生對話，并高度化合出新的文明成果？
劉東：中國的儒者對于“天下大同” ，懷有著始終如一的、甚至九死不悔的熱情。事實上，也不光是在《禮記·禮運》中，曾經以向后回溯的特殊形式，也即所謂“三代”的黃金歲月，暢想了“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即使受到了現代西方的劇烈沖擊，而被迫接受了“民族國家”的框架，康有為還是在書中暗自向往著“大同之世，天下為公” ，孫中山更是把“天下為公”的牌匾，寫到了每一個華人社區的街口。另外，我最近又調回了浙江大學，再次讀到馬一浮的《浙大校歌》，而讓我不由感到震動的是，他在烽火連天、顛沛流離的抗戰初期，不僅要以“大不自多，海納江河，唯學無際，際于天地”來起始，還更以“尚亨于野，無吝于宗，樹我邦國，天下來同”來結句。這種既寬和又廣大、既包容又自信的態度，最能反映出儒者的一貫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