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探長#艾略特與我 | 裘小龍( 二 )

所謂一啄一飲，我陳探長系列小說中的主人公，成了正直卻又帶書生氣的警官，為伸張自己心目中的公平正義，跌跌撞撞地堅持前行；在一個又一個案件中，他經常引用艾略特的詩行，這讓他的探案工作增添了復雜的人性、感性視角。（順提一句，“荒原”的原名是“他用不同的聲音出演警察”；艾略特本人也說過，他特別喜歡法國作家喬治·西蒙農的麥格雷探長小說。）陳探長系列中第四本小說的案情，讓他感受到個人化卻又具存在主義感覺的“惡心”，他于是模仿艾略特 “普魯弗洛克的情歌” 的戲劇性內心獨白寫了一首詩。“……我的領結緊緊固定，/我的鱷魚皮鞋錚錚閃亮。/（可他們會想，‘他膚色多黃！’）我引用莎士比亞、馬弗爾、多恩，/ 他們會有什么樣反應？/ 一句話，我說不準。/（但他們私下說，‘他口音多重！’）……”在這系列的第十四本小說中，陳被解除了探長職務，卻依舊不肯放棄自己繼續探案的努力；他于是動筆寫一本有關魚玄機謀殺案的狄公案小說——作為他私底下繼續工作的掩護。還多少有點像艾略特在“燃燒的諾頓”中所寫的那樣，“就像一只靜止的中國花瓶 / 始終在靜止中運動。”與此同時，把中國古代的與現代的探案疊加在一起，恰恰也是在艾略特的影響下，把過去與現在并置、對照，從而促成詩境界的多維度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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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我有機會在世界各地參加文學節與書刊宣傳、簽售活動，與講著各種不同語言的讀者們進行交流。其中時常會問起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艾略特對陳探長，也對今天全球的讀者來說，仍是那么重要？”
一個法國讀者帶著香檳酒，還有英法雙語版的艾略特詩集，在圣馬洛文學節臨時搭起的帳篷里，用兩種語言抑揚頓挫地念著詩行，探討在詩與譯詩中融合起不同語言感性的可能性。挪威的出版社的主編，與我反復琢磨，艾略特詩歌的內在音樂性怎樣讓歌舞劇《貓》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也為我拍桌嘆息，那買下艾略特圣路易斯故居的機會，竟然與我擦肩而過）。一位荷蘭的導演（Chris Teerink），去年年中飛來圣路易斯，為他拍攝中的艾略特紀錄片采訪我。他提到的一個問題是，怎樣翻譯處理“荒原”中頻繁的互文性用典？作為一種解釋，我提到了中國古典詩詞互文性用典其實用得更多，有時甚至是一行一典故。在詩歌翻譯中，正是要考慮到目標語言文本的讀者接受、理解的審美過程，通過不同語言的感性融合，讓譯詩讀起來也是詩。對艾略特在作品中融合了不同語言詩歌中的感性，有時甚至是直接把另外語言嵌入詩中，荷蘭導演也十分贊同，要在攝制過程中展示這點，并繼續一起探討下去。
關于艾略特詩歌的意義，讀者與批評者自然會從不同角度作出自己的解答，但艾略特的“荒原”，許多人卻是至今都未能從中走出。“這里沒水只有巖石/巖石，沒有水，只有一條沙路/在群山中蜿蜒而上……”就我自己而言，艾略特在諾貝爾獎授獎宴會作的答詞，對我的寫作、翻譯、研究，始終帶來不可或缺的啟示。
“當語言構成障礙，詩歌本身就給了我們理由，要怎樣努力去克服這一障礙。欣賞、閱讀屬于另外一種語言的詩，意味著怎樣欣賞、理解那些講這一語言的人民的過程。我們不可能由其他的途徑獲得這種理解‘歐洲的詩歌’一詞是有意義的，全世界的‘詩歌’也同樣如此。”
【陳探長#艾略特與我 | 裘小龍】或許，這篇短文讀上去不太像是艾略特專家們長篇累牘地寫的，可至少是一篇證詞：從一個自己譯詩也寫詩的作者的角度——在艾略特的影響下，最初用中文，然后用英文譯寫——證實為什么我們今天還要讀艾略特。他詩歌的意義不僅僅對中國讀者，更對世界各地的讀者都依然存在、甚至更有迫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