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探長#艾略特與我 | 裘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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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略特（1888-1965）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在《文學評論》雜志中，我第一次讀到艾略特的名字。當時，我是個“黑崽子”，躲在窗簾后，膽戰心驚地讀著關于這樣一位西方現代主義詩人的文字；窗外，延伸著發高燒似的黯紅天際，敲鑼打鼓的歡慶聲、批判聲直沖云霄。那些日子里，中國讀者無法讀到他的任何詩作。那篇評論中引用的艾略特詩行，因此讓我大吃一驚。我的小學、中學課本都是講文學為政治服務的，一本名為《紅旗歌謠》的詩集不知讀了多少遍。我不禁納悶，外面的讀者讀艾略特詩歌時會有什么樣的反應。在圍繞著我的“長城”中似乎出現了縫隙，露出了一抹慘白的天空，“像病人上了乙醚，躺在手術臺上”。
1976年后，中國的改革開放起步，我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讀碩士研究生。當時必修的課本中仍有一本是蘇聯學者編纂的英美文學史，其中關于艾略特的論述頗像來自那本《文學評論》的回聲。幸運的是，我導師卞之琳先生自己在三十年代也譯過艾略特，同意了我的碩士論文題目：“艾略特早期詩中的個人化與非個人化”。作為論文的附錄，我同時開始翻他的詩，接著又擴展成一本詩歌翻譯集子，《四個四重奏》，由漓江出版社在1985年出版，收入了他全部的重要詩篇。
這本翻譯詩集卻意外地成了暢銷書，初版后很快重印了五六次。我十分驚訝地讀到，一對年輕的戀人特意做出安排，給裝在黃魚車中的嫁妝上放了本《四個四重奏》，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中招搖過市。這樣做據說是時髦的、是現代主義的。不過，《四個四重奏》一夜間走紅，首先是因為開放初始，中國讀者對先前未曾接觸到的現代主義作品產生了強烈興趣，同時也多少有一些的陰錯陽差的因素在內，讓人想到他在“南希表妹”中寫到的現代性與時髦性混雜，似是而非，又似非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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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提艾略特對中國三四十年代的現代派詩人的影響，人們對此已做了不少研究。對八十年代一些青年詩人來說，艾略特的詩也幫助了他們，在史無前例的改革開放浪潮中，找到自己不同于先前詩歌的表達方式和感性——朦朧詩的標簽或許過于簡單，只能說是約定俗成吧。有意思的是，早在《玄學派詩人》一文中，艾略特就這樣論述到：“當詩人頭腦為工作完美地配備齊全了，它就在不停地把不同的經驗在詩中匯合起來……生活在現代文明中的詩人因此只能是晦澀、難懂的。”朦朧詩在中國的出現不難理解，盡管用艾略特的標準來看，這些“遠方”詩人的朦朧還遠遠不夠。
對我來說，那篇碩士論文的寫作過程中的學習、思考，讓我看到了詩學的新地平線。在國內那一時期的詩歌寫作、詩歌理論中，“個人化”一詞是貶義的，幾乎都不能提，“非個人化”于是也根本無從談起。在艾略特的詩歌批評理論中，個人化與非個人化其實并不構成矛盾，相反，這構成了現代主義詩歌的一種張力。把生活中的人與創造中的頭腦分離開來，讓個人化的經驗轉化成非個人化的，這樣，詩就能對所有的讀者說話，使他們在詩的意境中發現共同的、普世性的意義和感受。
1988年，我獲福特基金獎，選在圣路易斯市華盛頓大學作一年的訪問研究。這是艾略特出生的城市，也是他祖父創建的大學，我計劃在那里做研究、收集資料，準備回國后寫本艾略特的批評傳記。然而，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許多意想不到的因素湊在一起，我就只能留在這個大學讀比較文學博士，接著開始用英文創作小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