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一吟|豐一吟｜《我們是怎樣合譯的》《“日月樓中日月長”》 |“日月樓中日月長”|我們是怎

畫家、翻譯家豐一吟12月11日在上海去世，享年92歲。豐一吟曾就讀于國立藝專， 1953年畢業于中蘇友協俄文學校。 1961年起歷任上海編譯所、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譯所譯員， 1980年進入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曾與豐子愷合譯俄國作家柯羅連科的長篇小說《我的同時代人的故事》等作品。豐一吟是豐子愷著譯的重要介紹者、編選者、研究者。
作為豐子愷的幼女，她曾說自己年輕時對于父親創作護生畫并不完全理解，但晚年卻完全沉浸在父親的藝術世界里，整理文稿，臨摹畫作，而感到其樂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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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一吟（1929—2021）
圖源及綜合自：天津日報
“文匯學人”在此推送豐一吟先后于1956年、1996年發表在《文匯報》上的文章《我們是怎樣合譯的?》《“日月樓中日月長”》，以為紀念。
我們是怎樣合譯的?
文匯報 1956.12.29
豐一吟
我和父親正在翻譯俄羅斯古典作家柯羅連科的“我的同時代人的故事” 。這部書共分四卷。第一卷已經脫稿，現在正在譯第二卷。從開譯起到現在，雖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多的時間，然而我們從這里面獲得了不少實際經驗。常常有人問起我們的工作情況，希望聽一聽我們的翻譯經驗。但是我們總覺得無從談起。因為以前我們翻譯時，碰到典型的例子，沒有隨時記錄下來，雖然自己心中有數，卻不能很具體地談給別人聽。而談翻譯經驗一定要談得具體，空談不如不談。所以也只得作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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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 柯羅連科《我的同時代人的故事（第一卷）》
豐子愷豐一吟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7
現在我想具體地談一談我們合譯的方式。這稱不上什么經驗，只是聊供翻譯工作者參考而已。
我們合譯這部書，不是各譯一半，互相校勘，而是很密切的合譯：每人備一冊原本，相對而坐，每句都由兩人商討，然后由我執筆寫上去。寫的時候“基本上”不打草稿，也許有人認為這是懶惰，其實并非完全為此。因為打草稿必須重抄，而重抄時往往有疏漏，造成冤枉的錯誤。我們的辦法是這樣：一般較簡單的句子都直接寫到稿子上去；只有個別較復雜的句子，才在另一張小紙上起一個臨時草稿，修改妥當以后，再把它謄到稿子上去。這樣，既可保持譯稿清楚，又可免去逐句謄寫的麻煩和錯誤。
在翻譯之前，通讀全書，那自不必說；我現在要講的是每天坐下來翻譯時的具體步驟。我們先把要譯的句子念一遍，然后開始安排句子的結構——我們把這步驟稱之為“搭架子” 。簡易的句子不去說它，復雜的句子搭起架子來真費時。這是翻譯工作中的一個重要步驟。這好比雕塑家塑造人體的骨格，是一種基本工作。架子搭得不好，最容易影響譯文的質量，甚至會影響內容的表達。而且如果在排好字之后發現不妥，想在校樣上修改一下，就非大動干戈不可，這是排字同志最感頭痛的事。搭架子的確不容易，尤其是當句子里有好幾個形動詞、副動詞或者Kotopblй時，非預先在紙上打稿子不可。
搭架子的時候，句中有些形容詞和副詞的譯法可以暫且不去管它。等到架子搭好了以后，再考慮這些詞。這一步工作就好比雕塑家在骨格上塑上筋肉。又好比給人穿衣服，戴飾物。俗語說得好：“佛要金裝，人要衣裝。 ”一個人樣子美不美，除了相貌和身材之外，穿戴的東西也有很大的關系。修辭對譯文的質量就有這樣的影響力。有一次我發現，最常發生困難的是形容詞的譯法。我把這意思告訴父親以后，我們曾經實驗一下，果然如此。每次當我擱下了筆沉思，父親仰靠在椅背上望著窗外十八層樓的洋房發呆的時候，十之八九是為了想形容詞的譯法。有些形容詞很熟悉，完全不是生詞，可是還是要查辭典，希望在辭典上找出一個恰當的譯法來(有時找不出，而自己想出了一個，連忙把它登記在辭典上，下次可以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