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格蒙特·鮑曼|李公明｜一周書記：在消費者中間的……“新窮人”( 三 ) 周書記|齊格蒙特·鮑曼|公明

新窮人的產生背景是時代性的經濟趨勢。現在的企業不需要雇用更多的工人也能增加利潤，對大公司而言， “進步”首先意味著“裁員” ，科技進步意味著用軟件取代人。證券交易市場對就業波動的反應很清楚：當某行業、某企業裁減人員之時，該行業或企業的股票反而急劇上升，這種現象幾乎每天都在全球所有的證券市場重復上演。（86頁）按照羅伯特·賴希的分類，勞動力市場上有四種類型的職業：引導者、教育工作者、消費市場工作者和常規工作者。最后一類人容易就業，也容易失業，他們的工作是常規性的，但其雇傭關系卻是非常規的、脆弱的；同事間的關系是零散的，要想集體抗爭是極為困難的。他們無法在工作中獲得意義和自豪感，只有消費市場給他們提供了體驗意義的場所，但是他們進入這個場所的能力卻很有限。
在這樣的時代中， “階級”的概念有了更多新的、變化中的內涵。 “工人階級”（working class）固然不再存在；“下層階級”（lower class）則是流動性的、暫時的；“底層階級”（under class）則是指那些被排除在階級體系之外的人：沒有任何機會，無法被重新接納，沒有容身之所，對社會沒有任何貢獻，原則上不值得救贖。（96頁）但具體的界定則很靈活，輟學者、無業游民、非婚生子、靠社會福利生存的年輕女人、無家可歸者、乞丐、酗酒、吸毒成癮的窮人和街頭罪犯等等，住在廉租房中的窮人、非法移民和青少年幫派成員也常被歸入底層階級。令我有點想不到的是，鮑曼發現當底層階級進入人們視線的時候也正是冷戰結束的時候，在蘇聯解體之后，底層階級迅速成為公眾關注的中心。但是輿論關注的后果卻是把“底層階級問題”和“貧困問題”分開，淪為底層階級被認為是個人選擇問題。（103頁）在這里又出現了工作倫理的問題，因為鮑曼極為敏銳地看到，工作倫理本來隨著生產者社會讓位于消費者社會而失去了重要作用，但是在面對底層階級的問題時卻發揮了有效的作用——工作倫理本來可以幫助那些愿意工作的人，既然底層階級拒絕工作，那就是他們個人的責任，社會的其他階層也就不必因為底層階級的存在而感到道德上的內疚。（106-107頁）
在談到新窮人的境遇、前景的時候，不應忘記鮑曼寫于1989年的《現代性與大屠殺》（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 1989；楊渝東、史建華譯，譯林出版社， 2011年），我甚至感到鮑曼在談到理性秩序對待新窮人的態度時還是有疏漏的，也太溫和了。應該把他提出的大屠殺的教訓作為認識新窮人問題的重要參照——每當我們為新窮人在以程序理性、數據監控等名義的冷漠強制下流離失所、哭訴無門而感到憤怒的時候，就應該想到鮑曼曾經不遺余力地揭示和批判的納粹大屠殺得以實施的機制及其驅之不散的現實陰影。作為研究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著名思想家，鮑曼把對現代性的批判與對大屠殺的反思結合起來，同時也與對后現代性的預言結合起來。在他看來，正是在現代性的理性計算、技術的道德中立、社會管控的工程化等本質要素的基礎上出現這樣的社會管治景觀：多元的社會力量和意見紛爭消失殆盡，肆無忌憚的社會管治工程雄心勃勃，視社會為必須被控制、被全面管治的對象；管治實施過程中的科層機構權力絕對化，理性、科學、專業的技術手段使層級化和功能性的權力分工成為科層行動體系的重要特征，只論行政績效的獎懲方法使其成員僅需要對行政職責與技術職責負責，從而卸下了道德責任和人性良知；對受害者的污名化使旁觀者為自己的冷漠找到開脫的理由，而袖手旁觀就可以保證自身利益不會受損的理性考量也使旁觀者的道德勇氣被消解；受害者中的個體也被理性的計算所控制，失去了團結反抗的勇氣，不自覺地成為迫害者的合作者。在鮑曼的分析中，弱化和驅除科層體系的工作人員的道德驅力是大屠殺得以實施的基本條件，方法是利用技術專家的權威、技術手段的中介和精細分工拉大執行者和受害者的距離，而這些正是仍然存活在我們的生活之中的現代性的理性趨勢。在這部關于新窮人的著作中，鮑曼也談到納粹的暴行問題：“納粹的暴行并非因為喜歡暴行，而是因為責任；并非為了施虐，而是為了美德；并非基于快感，而是基于方法；并非肆無忌憚、釋放野性的沖動，而是以優秀的價值觀為名，以專業的能力持之以恒地完成面前的任務。 ” （159-16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