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范今|【學人剪影】孔范今：以人文情懷觀照百年文史( 四 ) |畢業|中文系|曲阜|李希凡

回到高校工作的孔范今得以全身心投入學術事業。多年的讀書、思考，卻讓他陷入了更多的困惑， “當時，困擾我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如何才能算是回復到或者說把握住了對象及其意義存在的本真性；二是為什么近百年內在文化、文學乃至學術觀念的歷史發展中，會數次發生自我否定性的反復回旋的現象” 。他翻閱了已有的相關文學史著述，但沒能找到答案， “甚至不自量力萌生了重新建構和撰寫現當代文學史的想法” 。孔范今笑著說。然而，真正做起來，卻發現無處著手。 “首先是對對象世界的了解問題。 ”談到并不遙遠的現代文學（1919—1949），當時大多數人或許熟知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以及左翼作家等，而對于更多曾經活躍在那個時代的作家，卻鮮有了解；即便是那些耳熟能詳的作家，被人們津津樂道的也只是他們少數幾篇作品。孔范今舉例說， “像張愛玲、徐訏、無名氏、梅娘等這些現在為人們所熟悉的名字，那時連許多現當代文學研究者也不知為何人，更沒讀過他們的作品” 。孔范今意識到，首要工作是將眼前“殘缺不全”的現代文學世界，盡可能“復原”完整。關于研究材料具有多大重要性，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早已道破，他在《資本論》第二版“跋”中指出：“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觀念地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 ”然而，在學界熱衷于理論與方法的80年代，孔范今選擇的無疑是一項“冷門”的大工程。
20世紀80年代中期，孔范今與幾位志趣相投的同行，開啟了他稱之為“知識考古”的艱難求索。 “有些過去私下看過的，要一一找出來重新審定；有些只是知道作家作品名目的，要千方百計地去搜求；而有些連名目也不知道的，就要翻檢舊時的報章雜志，從中發現線索，再按圖索驥到各方尋找。 ”孔范今帶領的五六人小團隊，北到東北三省，南到福建、廣東，大家奔波于各地，足跡遍及大半個中國，有的資料還是托朋友從境外覓來。孔范今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其間需要收集楊絳先生的一篇作品，卻苦于找不到原文。 “楊先生得知后，竟將自己的手稿借出，以供抄錄，讓我們很是感動。 ”盡管辛苦，但當殘缺的文學世界被逐漸“復原” ，大家驚喜地發現，原來中國現代文學的世界竟是如此色彩豐富和天地廣闊。 “我們像打開了一座富礦，激動之情難以言表。 ”
1990年，孔范今等人花了五年多時間收集整理的現代文學“遺珠”《中國現代文學補遺書系》（以下簡稱《書系》）出版，全集四卷十四冊、八百余萬字，可謂鴻篇巨制。盡管受限于當時的條件，收錄仍有不少遺漏，但不可否認的是，該書的問世在學界尤其是現代文學研究界如平地一聲驚雷，其中不少作家作品得以再現，極大刷新了人們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固有認知，學界譽其“功德無量” 。比如，其中收錄了曾經紅極一時卻湮沒塵封近半個世紀的作家徐訏的四篇作品。一位同是研究現代文學的朋友讀后，嘆為佳作，卻將作家名字里的“訏”念錯， “可見，當時學界長期以來對研究對象的認知缺漏” 。孔范今為該書系撰寫的“總序”《面對歷史的沉思》長達25頁，開篇就鮮明地指出：“富有科學探索精神的學術研究，命定地擺脫不了困境，又命定地必須超越困境。 ”“有人提出，現代文學研究應回到文學本體，而我則以為尤為迫切的提倡卻是回到對象本體，因為它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它包含雙重的本體要求：文學審美特性和文學與歷史之間的承載與制約關系。同時，這一‘對象’含有對對象世界的整體要求，它要求呈現的是在科學意義上反映整個現代文學歷史景觀的全貌。 ”孔范今舉起了“回到對象本體”研究的理論旗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