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寫一部巴黎全史是不可能的？一部“難以盡述的”巴黎史( 三 ) |愛德蒙多·德·亞米契斯|作家

但是，巴黎的歷史甚至在奧斯曼出生以前很久就已經被神化了。例如，有一個產生于8世紀的故事說，在特洛伊被希臘人占領后，一群特洛伊難民流亡至此建立了巴黎。至少從中世紀開始，巴黎就已經神話般地現代化了。按照中世紀的傳統主題，巴黎是“智慧”的特殊產品；按照后文藝復興時代的概念，巴黎是新羅馬；按照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的概念，巴黎引領了文明的發展。這三個例子都早于19世紀奧斯曼改造的“現代”巴黎神話。巴黎創造了許多關于它自己的神話，這一事實也是其神話的一部分。
如果巴黎一直是現代的，那么它也一直是歷史的。珀雷克記述的持續不斷的“流逝的時光、過往的行人、來去的車輛和飄動的白云”并沒有包括大多數熟悉巴黎的最普通的個人在實際進入圣敘爾皮斯廣場以前可能就已經知道的事情，即聳立在這個廣場上的是這座城市最有趣、歷史最悠久的教堂之一。以皮埃爾·諾拉為首的一批有影響力的歷史學家近年來提出了一個“記憶之場”（lieu de mémoire）的概念，這座教堂就是其突出例證之一。按照這一概念，諾拉認為，一個機構或者一個地點（不一定是一座建筑），只要是法國人民的歷史意識聚焦其上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得到集體記憶的漸進式沉淀的，都是記憶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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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巴黎》（2011）劇照。
值得注意的是，諾拉及其同事提出的不計其數的“記憶之場”主要是巴黎的建筑、事件或機構，包括：先賢祠、雨果的墓葬、1931年殖民地博覽會、巴黎公社社員墻、盧浮宮、巴黎群雕、法蘭西學術院、法蘭西公學院、波旁宮、巴黎圣母院、圣心教堂、埃菲爾鐵塔等。因此，很容易得出結論，巴黎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記憶之場” ，不僅對巴黎人來說，甚至不僅對法國人來說，都是如此。當我們拓寬視野，考慮這座城市無與倫比的博物館和畫廊時，情況就更加令人信服了，這些博物館和畫廊自19世紀以來一直是西方藝術文化的寶庫。
如果說文化的記憶確實儲存或印記在城市的建筑環境中，那么就必須知道，環境是有人居住的。總而言之，如果不顧巴黎人來談巴黎史，無論如何都是難以令人接受的。一座城市既是一個地理位置又是一個社會，這個概念如同希臘一樣古老。這個概念是建立在兩個前提之上的：第一，一座城市的歷史就是個人與時間的相互關系的歷史；第二，一座城市的歷史還是生態與社會并存的歷史。在這一點上，我們能夠接受珀雷克觀點的合理部分，一個親眼所見的場所，包括我們見到的個人（過往的行人）以及物體、自然（飄動的白云）和制造品（來去的車輛），共同組成了歷史。
珀雷克的微觀研究還從另一個角度幫助了我們：它表明，那些微不足道的事件在那個廣場的歷史上具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和價值。例如， 96路公共汽車的通過是該廣場歷史的組成部分，同時汽車通過的這個地點也是96路公共汽車歷史中的一部分。同樣，自由出現在該廣場的任何個人，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都是該廣場作為一個地點或交通人流中的一員。巴黎的歷史是一部敘事，關于一個被叫作巴黎的地方，以及那些生活于其中，或者像珀雷克96路公交車上的乘客一樣，只是路過的人。
珀雷克的實驗還提醒我們，他所記載的那些出現在圣敘爾皮斯廣場上的人似乎沒有形成一個同質化的社會，僅僅是形成了一個由許多個人組成的臨時群體，我們只要稍微留心那些一閃即逝的故事就會發現：那些人居住地點不同，目標不同，意向不同，命運也不同。對于珀雷克來說，沒有典型的圣敘爾皮斯人。這一點告訴我們，在寫巴黎歷史的時候，不要假定有一種“典型的巴黎人”存在，不要編造故事，也就是不要想象巴黎社會的思想、行為或反應都是協調一致的，因為那將與歷史事實大相徑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