銘文|“物勒主名”:我國古代在兵器上刻名字的傳統,是怎樣形成的?

在兵器上銘刻文字 , 約始于商代 , 最初的銅兵器銘文 , 都為族徽或有特定含義的單個字符 。 商代晚期 , 開始在兵器上銘刻尊貴的所有者或使用者的名字 , 最著名的例子是殷墟婦好墓中出土的婦好大銅鉞 , 它是這位出色的商軍女統帥的權力標志物 , 鉞身上銘有“婦好”兩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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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時期 , 物勒主名的兵器漸漸多見 , 如洛陽龐家溝出土的“豐伯”劍 , 洛陽北窯出土的“太保”戈 , 北京琉璃河出土的“匽(燕)侯舞戈” , 上村嶺虢國基地出土的“虢太子元徒龍”等等 。
此時期也開始在兵器上銘刻使用軍隊之名 , 如浚縣辛村衛國墓地出土的“衛自(師)易”銅盾飾 , 辛村衛墓還曾出土一件有“成周”銘文的西周銅戈 , 類似的傳世品也有多件 , 它或許是銅兵器銘刻置用或鑄造地名的最早之例 。 但這種做法在當時及其后較長一段時間里沒有得到推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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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兵器物勒主名在春秋時期越來越流行
兵器物勒主名在春秋時期越來越流行 , 更在春秋晚期至戰國初期的南方地區發展到了極致 。
其時江漢、江淮區城的列國權貴競相在自用兵器上銘刻自已的名字 , 國君們甚至將裝備其親兵儀衛的武器也銘刻上自已的名字 , 或者鑄造許多銘刻著自己名字的武器(如劍) , 用于禮贈、賞賜 。 而且 , 這些兵器的銘文大多裝飾華麗 , 美輪美奐 , 鳥蟲書和金銀嵌錯成為一時的風尚 。
如山西萬榮廟前村出土吳“王子于之用戈” , 河南漸川下寺出土楚“王孫造之行戟” , 安微準南蔡家崗出土“蔡候產之用劍” , 銘文皆鳥書錯金 。 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 , 最令人詫異的是湖北隨縣曾侯乙墓中一次出土了80余件有“曾侯乙”銘文的銅兵器 , 以及晚清就多有著錄 , 歷年來南北各地又頻頻發現、為數甚豐的吳越王銘銅劍 。 特別是后者、不僅銘文精工華美 , 而且往往冠以
“自


之語 , 如湖北江陵望山出土著名的越王勾踐劍 , 銘“越王鳩淺 , 自乍用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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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例子也屢見于其他諸侯國的兵器 , 如山西長治分水嶺出土的一件戰國早期銅戈 , 銘“口公之造戈” 。 這類銘文將工匠的業績抹殺殆盡 , 也完全掩蓋了實際的生產情況 , 唯有顯貴者自我夸飾的意義 。 至于當時廣泛裝備軍隊的大量兵器 , 則幾乎都無銘文 。
在戰國初期 , 也開始出現一些新的跡象 。 1994年臺北古越閣購藏的一件傳出于浙江的越王州句銅劍 , 劍格上的銘文可以釋為:
越王州句之唯用劍 余邗工利
余邗即后之余干(今屬江西);“余邗工利”就是余干地方的工匠名字叫利 。 這也許是目前所見在兵器上銘刻工匠名字的最早一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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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勒工名逐漸成為定制
到了戰國中晚期 , 風氣迅速地發生變化 , 盡管貴族用器物勒主名的傳統仍延續不絕 , 但明顯趨于衰落 , 而在大量生產、廣泛裝備軍隊的武器上銘刻產地名、工匠名的新做法則越來越流行 。
有必要指出的是 , 古越閣藏越王州句到仍為王公寶器 , 與之相比 , 在普通兵士使用的平凡之器上銘刻產地名和工匠名 , 無疑又進了一大步 。 從現有材料來看 , 這可能肇始于秦和韓、趙、魏諸國 , 正是在這幾個國家 , 物勒工名逐漸成為定制 , 并發展形成了完備的銘刻體例 , 其內容包括制造武器的時間、地點 , 及與生產有關的各級人員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