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文浩$在現實生活中，尋找向歷史提問的方式丨新京報人文閱讀思想圖譜

最初的構想里，“人文閱讀思想圖譜”只是一次出版建議收集嘗試——業界需要了解學界發現了哪些閃光的作品，學界也希望出版界能夠關注到他們發現的璞玉。于是在2021年的最后一個月，書評周刊集全編輯部之力，向與我們有聯系的人文學者、創作者問出了如下三個問題：
您在2021年持續思考的問題；
您在2021年關注到哪部未引起足夠關注或未引進出版的作品；
您期待看到怎樣的中國原創作品。
最后我們獲得的遠遠超越了“建議”的層次。隨著新年的來臨，編輯部共收回了74份回答，總字數逾5萬字。情感與思辨密度兼具的文字織就一份呈現關聯傳統與現代、未來與當下的閱讀思想圖譜，他們以自身生活或研究為維度的閱讀與追問，記錄下了雖然蜿蜒動蕩，但對真摯的愛、對重塑人與人的連接依然充滿渴望的2021。
本篇內容為仇鹿鳴、呂文浩、馮立君三位學者對以上三個問題的回答。
持續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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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文浩，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照片攝于2021年12月5日徽州府衙前，攝影/許多）
呂文浩：歷史學者總是從現在回望過去的，現實社會提出的問題往往啟發我們向歷史提問的方式。這幾年最為社會熱議的問題之一是如何提高青年男女的生育意愿，使業已陷入重度老齡化的我國社會能夠在未來若干年保持發展的活力。作為一個研究中國近代社會史的人，我也從自己專業研究的角度對此有所思考。
在過去很長時間內，節制生育、控制人口數量是中國近代以來諸多仁人志士著力思考的問題，但我注意到社會學家吳澤霖先生在1948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討論中國人口問題時所具備的國際視野，其前瞻性令人驚訝。盡管那時他考慮的還是當時中國如何節制生育、控制人口數量的問題，但他對發達國家人口發展規律是了然于胸的。他注意到，在工業化的國家里，人民生活享受日益提高，女子教育日益普遍，生育節制是極易推廣的，“在這種社會經濟制度下，個人享樂變成工作努力的目標。子女繞膝的大家庭變為一種累贅，既妨礙他們的經濟享受，又束縛他們的自由活動”。基于發達國家的經驗，他認為生產方式的改變、生活程度的提高、教育設施的完善乃是縮小家庭、減少生育的直接原因，“用不著政府來努力提倡的”。我們現在不就是走在吳澤霖先生70多年前預見的路上嗎？
我這幾年研究比較多的社會學家吳景超先生也有這個特點，他對發達國家的近代發展史以及最新情況、最新舉措非常熟悉，總是在世界格局中討論中國問題的出路。這一點我們現在還很少有人做到。這啟發我想到，我們在制定國家社會科學發展規劃時，要特別重視對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和現實問題的追蹤研究，因為他們昨天遇到的問題可能就是我們今天遇到的問題，他們今天遇到的問題可能就是我們明天遇到的問題，提前預判形勢并汲取發達國家處理這些問題的經驗，必將有助于我國政府部門的科學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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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鹿鳴，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仇鹿鳴：我最近兩年主要精力都在古籍整理上，完成了《大唐創業起居注箋證》和《五代十國墓志匯編》（與夏婧合作），今年應該可以出版。思考的問題主要從文獻出發，大約可以歸為兩端，一是，如何更好地整理古籍，在我看來不但包括釋讀、標點、校勘，而且通過箋注，發覆史實，使研究者能夠更好地理解史料背后的政治、制度乃至人事關系，才是古籍整理更高的目標，順帶也可以提出，目前學術的評價體系，對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是非常不公平的。其次，更多地會思考，如何借助更精密的分析，剝離史料的來源層次，確定不同記載的來源與信度，如果落實到我研究的唐代，其實就是要揭示已佚實錄、正史與碑志之間的史源層次與相互的交錯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