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品！“二爨” 和《嵩高靈廟碑》應為魏碑之源、開山之作

北京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品、由歐陽中石先生擔綱編寫的《中國魏書名帖精華》，把“二爨”（爨寶子、爨龍顏碑）和《嵩高靈廟碑》排在了前三品的位置上，我贊成這樣的排序。
【二十品！“二爨” 和《嵩高靈廟碑》應為魏碑之源、開山之作】嚴格意義上講魏碑，這三塊碑，尤其是《二爨》，不能夠名正言順地稱為魏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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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爨寶子》是云南刻石之寶，鐫刻于東晉晚期的公元405年，其時成熟的魏碑體尚未出現，甚至于“魏碑”的名稱也不會有。北魏那時剛建都平城（398年），魏體碑楷處在孕育、積淀之中。大多學者認為，自北魏494年遷都洛陽之后，草原文化、蠻荒雄風與中原文化、黃河文明經過一番碰撞、融匯之后，以龍門二十品為代表的魏體楷書面世，才算有了真正意義上的正統魏碑，或稱魏體楷書。正如大學者陳寅恪先生所言“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這就是北朝魏碑之產生的大致脈絡。由是觀，《爨寶子》似乎不能算作魏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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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爨龍顏碑》，劉宋大明二年（458）九月立，仍在云南邊塞。這塊比《爨寶子碑》晚了五十三年的碑刻，形制體格碩大，長338厘、寬146厘米；文字多，碑的陽陰面雙刻，一千多字；聲譽隆，從出土伊始，就被阮元稱為“云南第一古石”（比它時間早的爨寶子出土晚），清代其它專家學者評價很高，之后一直盛名不衰；氣魄不凡，雄渾壯偉，莊嚴肅穆，清明剛正，堪比《大開通》、《瘞鶴銘》。但由于刻石區域屬于南朝，刻的時間比龍門二十品早了四十多年，往往與北魏諸名品不夠銜接，稱為魏碑也有點不太精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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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嵩高靈廟碑》，北魏太和二年（456）刻石，又在中原腹地嵩山，由道士寇謙之所立，當為北碑、魏碑無疑。但年代離魏碑成熟期早了幾十年，書法上呈現曹魏、晉代風格特征明顯，處在楷、隸融合之際，可稱是魏碑的“初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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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有這樣那樣的說辭，我認為，以上“三碑”與魏體楷書淵源深厚，完全可稱是魏碑的“開山之作”，為主要源頭。理由如下：
“三碑”明顯帶有楷書的成分。漢代承繼先朝隸、篆書體，漢晉又創行草（今草），同時又孕育著楷書。東晉末期與南北朝初期相繼出現的“二爨”與“嵩高靈廟碑”，楷書成分占比較重，應是帶有隸意痕跡的初始楷書。楷書的線質、結體已很明顯，基本符合橫平豎直、方正工穩、體勢和諧的楷書法則。楷書自漢代到南北朝，先后醞釀幾百年，才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楷書書體。此后又相繼出現隋、唐楷書，最終完成楷書的成熟定型，進入了中國書法五體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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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碑”氣息高古，骨力雄強，形態拙樸，結構險峻，氣勢雄渾，寬博舒展等等，這些基本特征，起到了示范效應。魏碑完全承繼，演變有跡，在此基礎上也有創新，直至催生新體，凸顯出“三碑”的先行之功。一千多載，此“三碑”古、重、精、雄，筆法淳厚古樸，刀法棱角分明，線條斬釘截鐵，結體穩固沉雄，以碑刻“重鎮”享譽千載，無論是學者士人，亦或研書普通民眾，均心生仰慕之心，足見“三碑”之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