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陜西蘭田泄湖戰國墓發掘簡報( 三 ) 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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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飾品
瑪瑙柱1件（Ml ， l:9）。黃褐色，透明。長3.1、直徑1厘米。 H端殘破，有直徑。 ?2厘米小孔一個，另一端無孔（圖版陸， 4；圖八， 9）
綠松石珠1個（Mll:10）。直徑1、厚0.3厘米。中間穿有一孔，孔徑0.2厘米（圖版陸， 3;圖八， 8）。
石珠1個（Mll：6）o灰白色，磨光，呈算盤珠形。直徑21、厚1厘米。中間穿一孔，孔徑0.7厘米（圖版陸,5;圖八， 10）。
骨管2件。均出自M6甕棺葬中。 M6：l呈錐臺體，外表打磨光滑，中心有不規則孔b杭2.5、臺徑1.1-2.3厘米（圖八,11）。 M6:2圓柱體，外表打磨光滑，中心有不規則孔。長3.&、直徑1.4厘米（圖八， 12）o
銅珠1個。出自M11,殘破。
三、結語
這批墓葬的時代，根據驀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可初步定為戰國中晚期。
從墓葬形制來看，我們發掘的M11和M8兩座洞室墓，它們的墓道均大于洞室，二者方向一致，都在一條中軸線上，沒有專門的封門槽設施，具有關中地區秦國早期洞室墓的特點。而與關中地區戰國晚期流行的洞室墓，如鳳翔高莊的77鳳高M6,77鳳高M46 ，西安半坡的戰國晚期洞室墓等，形制特征差別較大。據此，可把這兩座洞室墓的年代暫定為戰國中期。 M3和M12的土坑墓也具有戰國中期豎穴土坑墓的特點。至于M6的甕棺葬，單從形式上不容易確定其年代，因為甕棺葬的流行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出現了。
從出土器物來看，大致也同墓葬形制的年代是吻合的。例如， M6和M11出的1式盆， M6、M8、M11和M14所出的釜,都與朝邑戰國中期的豎穴小龕墓中出土的同類器相同。；［式盆和M12的鬲還同洋西客省莊出土的I式盆和II式鬲相同。罐也是關中地區戰國中期常見的形式。而且，它們還往往共存于同一座墓中。但是，這些器物在戰國晚期也很流行。表明這幾座墓早不超過故國中期，晚不能晚于戰國晚期。
這批墓葬的隨葬陶器還反映了如下組合特點。 M8、M11、M14的隨葬陶器都由盆、罐、釜組成，罐、釜各一件，盆多則三件（M11）,少則二件（M8和M14）。 M6僅以盆和釜各一件作葬具，而沒有用，罐。 M12則只隨葬有罐和鬲各一件，而無盆和釜。這些隨葬器物除了M8的兩件盆，制作較粗糙，體形較小,似為專門的明器之外，其余的均為日常生活用陶器。尤其是釜，大多在腹和底部留有黑色煙危，顯然是用日常生活用的炊煮器作為隨葬品的。這些特點反映出墓主人大約是當時「些平民百姓，他們沒有顯赫的身份地位，因此沒有能力，也不能用顯示王公貴族身份的銅禮器來隨葬。尤其是M8、M10和M11三座墓埋葬距離相當近，都位于約一百平方米面積之內，且深度大體一致，只是方向各不相同。很可能這三座墓的主人有較近的血緣關系。似乎反映了戰國時期關中地區流行的族墳墓制度的情況。
另外，幾件少見的隨葬品也值得注意。 M11出土的銅鏡，直徑不到10厘米，較薄，質地較粗糙，是戰國中晚期素面鏡的典型形式。這種戰國秦鏡目前發現的數量還不太多。 M11的這件銅鏡不僅為研究戰國秦鏡提供了重要資料，而且也為這批墓葬的年代提供了一個佐證。
M11隨葬的一件漆器，也是關中地區少見的戰國遺物。過去僅在西安半坡戰國晚期墓中發現過漆器，現在在戰國中晚期墓中又發現了漆器。這些資料表明戰國時期關中地區確已興起了漆工手工業
還有M11陶器上發現的戳印也是相當重要的資料。 M11隨葬的5件陶器上，除Mll：5的I式盆底部被破壞以外（估計底部原來也應有戳記），其它四件陶器上均發現了戳印。其中Mll:l的III式罐和Mll:3,Mll：4的I式盆上的戳印是相同的一個字（圖七， 1一2）。只是罐上的字同盆的字字形相反。經我所陳公柔、葉小燕二同志考識為一“苣”字。《辭源》解釋“宦”同芷” 。《史記?秦始皇本記》載：“昭襄王享國五十六年。葬苣陽。 ”《索隱》注：“葬芷陽也廣催”字印記的發現證實了史記中的記載。最近在臨潼“芷陽°遺陽的調査中，也發現有相同的戳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