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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 蜻蜓眼紋玻璃管
在中國 , 公元前11世紀左右 , 西周工匠已經掌握了費昂斯制作技術 , 在珠玉組佩中廣泛使用 , 并融入中國的禮制 , 形成“白色的玉璜等玉器+紅色的瑪瑙珠或管+藍綠色費昂斯或綠松石珠”組合 。 眼紋飾玻璃珠于公元前一千紀上半葉即出現于中國新疆地區 , 又于公元前500年左右開始出現在中原地區的高等級墓葬中 。 公元前4世紀的戰國中期 , 中國本土玻璃井噴式發展 , 特別是以鉛鋇玻璃配方制作眼紋玻璃珠飾層出不窮,還鑲嵌于銅鏡、帶鉤、車飾、青銅器等器物上 , 形成一道獨特、靚麗的中國風 。
同時 , 眼紋、蛇紋釉陶珠和釉陶器是中國戰國時期一種特別的器物類型 。 可能由本土獨特鉛鋇費昂斯配方衍生出的漢藍、漢深藍、漢紫材料是中國古代“化學家”們的偉大創造 , 可統稱為漢藍族材料 。 工匠們亦將這類特異的人造材料制成珠飾、八棱柱等器物 。 漢藍與古埃及的“埃及藍”是異質同構人造材料 , 是東西方之間一次奇妙的“撞色”現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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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玻璃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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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玻璃獸
展廳中 , 一件西漢的玻璃盤為河北滿城劉勝墓出土 , 為淺綠色 , 半透明 , 成分是鉛鋇玻璃 , 呈現一種仿玉的效果 。 另外一件西漢的玻璃獸殘件 , 成分也為鉛鋇玻璃 。 是西漢時期中國本士玻璃工藝的代表之一 。 江蘇北部多處西漢王族草葬出十大件玻璃器物 , 如徐州北洞山楚王墓等 。
我們會發現這兩件玻璃制品和我們想象中的玻璃是不同的 , 中國古代的鉛鋇玻璃 , 燒成溫度較低 , 雖具有絢麗多彩、晶瑩璀璨的優點 , 但易碎、不耐高溫、透明度差 , 不適應驟冷驟熱 , 只適合加工成各種裝飾品、禮品和隨葬品等 , 比起陶瓷、青銅、玉石器來 , 玻璃器具用途狹小、發展不充分 。
玻璃在中國古代文獻中也寫作“頗梨”“頗裝”“玻璟”等 。 “玻璃”的稱呼始于東晉十六國時期 。 北齊人魏收(507-572)《魏書》中記波斯國出“頗梨” 。 在唐代以前 , “頗梨”或“玻璃”都應指代天然寶石 。 西安市何家村唐代窖藏中墨書物賬與對應的出土文物證明了唐人所述“頗黎”為天然礦物寶石 。 兩宋時期 , “玻璨”或“頗梨”已經普遍用于指代人造玻璃 , 如蔡像在《鐵圍山叢談》中記從國外傳入的“玻瓔母”(玻璃料) , 周密在《武林舊事》記述清河郡王張俊向宋高宗獻各形玻璃器等 。 至明清時期 , 玻璃延續兩宋傳統指代人造材料 , 如明代《格古要論》《清內務府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所記玻璃有關的條目和講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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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省天水市張家川馬家塬大墓出土的組飾
此次展覽也展出一組難得一見的甘肅省天水市張家川馬家塬大墓出土的組飾 , 全套豪華珠寶服佩由獸面紋黃金扣飾、黃金帶飾、紅瑪瑙、眼紋飾玻璃、漢藍漢紫等珍貴材料組成 , 是目前中國出士戰國時期最豪華的黃金服佩之一 。 甘肅張家川馬家塬西戎墓地集合了西來眼紋飾玻璃珠、六棱柱珠、中國本土鉛鋇眼紋飾玻璃珠、費昂斯陶杯和漢藍漢紫珠飾等東西方玻璃元素 , 是前絲綢之路東西文明互鑒的實證 。
展廳中 , 一件隋代玻璃瓶 , 通體綠色 , 為1957年西安李靜訓墓出土 。 李靜訓墓出土玻璃材質器物共24件 , 其中有7件玻璃器皿 , 保存完好 。 墓葬年代為隋大業四年(608年) 。 根據墓志和傳世文獻可知、李靜訓的曾祖父李賢是北周驃騎大將軍、河西郡公 , 外祖母是北周太后楊麗華 。 《隋書》中記述何稠復燒本土玻璃成功、李靜訓出土玻璃器皿可為例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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