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文藝評論丨王一川評電視劇《人世間》：心性現實主義范式的成熟之作周秉義|現實主義|中國|人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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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人世間》透過東北江遼省吉春市同樂區光字片街道工人周志剛一家三代近50年奮斗歷程，展現了中國當代社會從20世紀60年代到21世紀頭十余年間紛紜繁復的人世間景觀，帶給廣大觀眾以豐富而深厚的意義品味。這部劇誠然可以從若干不同視角去評論，但在這里不妨簡要地說，它的出現本身就構成一個鮮明的信號，表明探索日久的中國式現實主義文藝范式在此刻已臻于成熟之境。
這部劇在外來現實主義美學原則與中國文化傳統之間的相互結合或交融上有著突出的建樹。作為創作原則之一的現實主義，在進入中國后一百余年間，歷經“寫實主義”“革命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等若干階段探索，在這部劇中終于找到一條與中國文化藝術傳統相結合的獨特道路，演繹成不妨暫且稱為心性現實主義的中國式現實主義原則。心性或稱心學，在這里是一個可以包括儒家的仁義之心、道家的天地之心和佛家的即心是佛等諸多學說的以人的心性涵養為核心的思想傳統和行為模式，要讓真理在主體的心性涵養中獲得自明，釋放出豐富而又蘊藉深厚的意味。此前的一些年代劇，如《金婚》（2007）、《溫州一家人》（2012）、《圣天門口》（2012）、《正陽門下》（2013）、《父母愛情》（2014）、《平凡的世界》（2015）、《雞毛飛上天》（2017）、《白鹿原》（2017）、《情滿四合院》（2017）、《大江大河》（2018）等，都已經在這種心性現實主義范式探索上作出了彼此不同而又同樣重要的美學建樹。而正是在《人世間》從長篇小說到電視劇的跨門類文藝轉變中，這種心性現實主義范式在以往探索基礎上顯示出成熟的美學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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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仁厚評價滲透于真實描繪中。這部劇對于過去50年間中國社會歷次風云變幻都作了沒有刻意回避的如實描繪，讓觀眾能夠在心靈深處喚起深切共鳴，仿佛周志剛和李素華夫妻間長期分離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一樣。再有就是沒有沿著“好人有好報”的套路走下去，而是忍心讓好人遭遇偶然或必然等原因造成的苦難。作為鄭娟和周秉昆心頭肉的兒子周楠，不料考入美國大學后突遇槍擊而亡，而周秉昆又在憤怒地與駱士賓的搏斗中致死對方而入獄，這個歷經重重苦難而修煉成的模范夫妻之家驟然間落得家破人亡的結局，實在是好人卻無好報。但與此同時，該劇也沒有讓觀眾一悲到底而不可收拾，而是在對于悲劇性苦難的如實描繪中始終滲透入中國式心性智慧，特別是儒家式仁厚之心及“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等堅韌毅力的傳達。這在劇中的具體表現就在于，全部人物幾乎都沒有一壞到底之壞人或惡人，而是多數是好人，即使是少數有過失或過錯的人物也都有其善的或由惡轉善的機會。曾經出于私心而對周秉義惡意舉報的德寶和春燕夫妻，最終也由于周秉昆和鄭娟夫妻的仁厚、憐憫、仁慈之心感召而幡然醒悟，重新回到“六小君子”群體中，和好如初。這顯然是真實性追求受到仁厚之心的過濾或制導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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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理想抒發與冷峻反思相交融。既然是現實主義作品，無疑需要對于所描繪的當代社會現實予以冷峻的審視。這一點該劇確實做到了：對于所涉及的當代歷史遺留問題以及現實中仍然存在的問題，該劇都沒加回避。對于周秉義周圍官場中那些不法之徒或不正之風，包括他的“哥們”姚立松的腐敗和墮落等不良現象，該劇主要通過周秉義的正派作風及其堅守之不易，以及對于姚立松的誠懇規勸，作了無情的暴露。相比而言，該劇注意高揚正面力量和理想主義精神的能動性一面，特別是讓這種正面力量和理想主義精神不僅來自中國城市的普通市民周志剛和李素華夫妻的日常言行中，而且也來自郝省長和金月姬夫妻等正派高級干部家庭中，并且更讓這種優良傳統在這兩個家族的后代中獲得傳承。當郝冬梅向母親金月姬責備丈夫周秉義不幫助即將被出版社開除的周秉昆說情時，金月姬回答說：“千里之堤毀于蟻穴，都是從小事開始的，現在社會上公權私用的現象越來越多，大家都習以為常了，要是人人都覺得手中有權、不用作廢，那這個社會就離崩潰不遠了，從這個意義上講，秉義是對的。 ”這席話體現了當今正面力量和理想主義精神的引導力。而周秉義在工作中也確實是這樣以身作則地履行的。他不僅身正廉潔而且力求開拓進取、為民造福，在明知喝酒傷身的情形下，為了爭取投資商，竟然帶著胃痛的虛弱之身去拼酒而住進醫院。這樣的正義為官的風范，始終受到正面力量和理想主義精神的引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