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荻｜民主雅典與“地生人”( 三 ) |古希臘|美涅克塞努篇|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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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娜之子：關于公民身份與性別劃分的雅典思想》
羅茹的第二本著作《雅典娜之子：關于公民身份與性別劃分的雅典思想》也出版于1981年，英譯本由普林斯頓大學古典學家弗洛瑪·愛·塞特林（Froma I. Zeitlin）作序。事實上，此書可以視為她的第一本書《雅典的創造：古典城邦中的葬禮演說》的前奏。在這本著作中，羅茹回到“地生人”的起源神話本身，對這個神話，特別是關于“地生人”這一概念的生成與發展做出了更加細致的討論。她指出， “由地而生的”厄里克托尼俄斯（Erichthonios）的神話為整個雅典城邦奠定了起源基礎，它不僅將雅典人的起源訴諸土地，而且在起源上拒絕了女性（兩性）生育，因而將女性排除在雅典人的政治范疇之外。其結果是，在與赫西俄德的潘多拉神話的結合中，女人成了被制造出來而非天然存在的“他者” ，其后代的生成也僅僅是自身對自身的復制，因而女性在整個起源話語中沉默甚至消失了。這一排他的動機同樣延伸至作為“他者”的奴隸和外鄉人。在雅典民主政治與神話結合的解讀中，羅茹再一次加強了她在第一本書中的論斷，即α?τ?χθων的起源敘事及神話滋養并壯大了雅典民主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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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大地：雅典的神話與政治》
在相隔十多年后，羅茹于1996年出版了她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生于大地：雅典的神話與政治》，英譯本則是由前文提到的古典學大家納吉作序。作為個人文集，此書以專題的形式對“地生人”問題做了進一步的擴展與討論。羅茹試圖將更長的歷史線索融入她之前的研究之中。她特別討論了十九世紀人類學家巴霍芬（Bachofen）對古典社會的人類學研究，并結合弗洛伊德以及德里達等人的后現代理論力圖說明“地生人”這一古典概念與當代世界以及當代問題的相關性。
羅茹的三部曲為古典學對“地生人”問題的研究奠定了十分良好的基礎。她以歷史學方法為基礎，在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框架下，展現了希臘尤其是民主雅典的起源神話與希臘古典時期的宗教、政治、社會等諸多領域的互動關系。從以上筆者對羅茹三部曲的簡要介紹，我們已經可以窺見，羅茹的研究所涉及的范圍頗為寬廣，政治理論、社會理論、女性主義、人類學研究乃至于現代與后現代理論在她的討論中都占有一席之地。而跟隨她的奠基性研究，各個領域也都發展出關于“地生人”的豐富討論，例如政治歷史學領域對公民身份與民主法治的討論，女性主義對性別平等與性別角色的討論，考古學界對“地生人”主題性繪畫與建筑的討論，乃至于在現代話語體系下人類學界對非洲土著人的討論等。可以說， “地生人”這一話題觸發了西方學界對諸多根本問題的重新審視，并且促進了一代代學者對古希臘世界尤其是雅典社會的深刻理解。這是“地生人”論題在西方古典學界能夠開展得如此豐富的原因。
然而，盡管如今主流西方學界對“地生人”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但以羅茹為先驅的整個現有討論脈絡仍有可商榷之處。就“地生人”的研究方向而言，由于羅茹是以歷史學方法為基礎對雅典“地生人”這一起源神話做出整體解釋，因而她的解釋必然與某個歷史現象相關聯。于是我們看到，羅茹以及大多數主流研究將關注集中在了雅典的一個特殊歷史階段——民主雅典時期，進而又將“地生人”的思想與這一時期獨特的意識形態——民主意識形態——相關聯。這一討論無疑是成功的，在豐富的歷史材料中，我們的確看到“地生人”的話語體系與民主雅典的政治思想發生了緊密的聯系。然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作為神話或話語本身， “地生人”所傳達出的思想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某種社會意識形態：它以神話故事的方式超越了政治社會現實，甚至超越了時空的界限，其本身便是一個獨立的系統，并不必然與某個特定的歷史社會現象相重合。因此，僅僅將“地生人”看作雅典民主意識形態的表現，并不能真正將這一神話所觸及的更為深遠、廣闊的古希臘世界完全展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