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爾斯|遺憾的是，我們的想象力一如既往稀缺( 五 ) 歷史感|社會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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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邏輯：社會理論與社會轉型》， [美]小威廉·休厄爾著，朱聯璧、費瀅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年7月。
問題在于，就像小威廉·休厄爾（William H. Sewell Jr.）在《歷史的邏輯：社會理論與社會轉型》（見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2021年7月）中提醒的，人們看見了結構的力量，可是把它視為是決定性的、單數的，而結構是復數的。這啟示著我們去思考一個問題，同一個現象其背后有多個結構，為什么是這個而不是那個結構起了作用，當研究者用某種結構去分析問題時，是否會因為價值立場而選擇性忽視其他結構。這是米爾斯并未怎么反思的問題。他關注的問題是“對手”保羅·拉扎斯菲爾德（Paul Lazarsfeld）等人的局限，后者主張社會科學必須研究具體的、經驗的問題，而不是企圖“一夜之間拯救世界” ，發現整個社會結構。
米爾斯認為“現代”的結構和動力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基礎性命題， “社會科學家希望理解當下這個時代的性質，勾勒其結構，捕捉其中發揮作用的主要力量” 。他舉例說，政治學家研究現代國家、經濟學家研究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學家的問題中也有許多是從“現時代的特征”的角度來提的。當然，社會科學尤其是社會學的產生就源自現代性，因此絕大多數社會學教材的前言或第一章都以現代社會和社會學的關系作為開頭，從19世紀講起。
然而，這并不等同于“現代”“結構”等問題得到與此匹配的思考。“現代”涉及人、權利和權力等根本性問題，卻被默認為是過去的、舊時的，是不如“后現代”新潮的，或者只是某個具體問題的注腳而已。米爾斯質疑過度碎片化的社會調查研究，也質疑它們能自發匯聚起來實現整合，他認為研究者需要的是思考所處社會的整體性現實以及其后的根本性結構。
也因此，沈原等國內社會學家提出，在社會轉型時期尤其需要直面和回應時代關鍵問題的研究能力，提前接受“后現代”碎片化范式就失去了這樣的能力（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市場、階級與社會》， 2007年1月），陳映芳將此稱為“社會學意義上的異時代”（見《公共行政評論》2011年4期的《范式與經驗之間》）。米爾斯站在20世紀50年代批判的也是當時的碎片化調查研究，并懷念19世紀末的赫伯特·斯賓塞，后者在《個體與國家》（見商務印書館中文版， 2021年12月）等書中對所處時代的人和社會進行了整體性思考。
缺失的歷史感
再來看歷史、“歷史感” 。歷史和結構是人類思考的兩種基礎概念，結構體現的是橫向的差異分布，歷史表現的則是縱向的差異分布，也就是時間的次序。米爾斯認為歷史感、時間性也是想象力的一部分， “社會科學家如果不運用歷史，不對心理的東西有歷史的感受，就不能充分說清某些問題” 。確實，社會中的人都是歷史性的產物。個體的語言、觀念、制度和文化都來自于既定的社會，而整個社會的秩序都是在歷史中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