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書、兒童文學無疑是增強彼此理解的重要紐帶 。 徐美玲舉例說:“2020年疫情在全球肆虐的時候 , IBBY(國際兒童讀物聯盟)主席張明舟發起‘全球抗疫童書互譯共讀’行動 , 向世界傳播中國兒童在疫情下的生活 。 該項目獲得廣泛關注 , 11本中國原創抗疫童書被翻譯成十幾種語言版本 , 并上線放在78個國家的4.5萬個圖書館中 , 有些會員國還提交了自己國家的原創繪本 。 ”
中日韓三國發起的“祈愿和平”繪本計劃則是區域合作的成功典型 。 該計劃曾組織創作者在南京研討 , 該計劃推出的繪本 , 如中國畫家姚紅創作的繪本《迷戲》 , 不僅幫助孩子們了解二戰歷史 , 也將愛與和平的種子埋在了孩子們的心里 。
“處于同一華語文化圈的各個地區 , 共享一套互通但也存在差異的文化體系 , 更加容易互相理解 。 而使用中文寫作的童書無需翻譯就能閱讀和理解 , 有利于促進華語文化圈內的交流、互動 。 ”徐美玲認為 , “優秀童書作品里包含著一致的價值觀念 , 比如誠實、友愛、關愛他人、努力……大家痛著相同的痛 , 愛著相同的愛 。 在這樣的基礎上 , 好的作品會超越國界 。 ”
小孩子讀“大文學” 擴展認識自我與感知世界的方式
20世紀50年代 , 陳伯吹在《談兒童文學創作上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提出著名的“童心論”:“一個有成就的作家 , 愿意和兒童站在一起 , 善于從兒童的角度出發 , 以兒童的耳朵去聽 , 以兒童的眼睛去看 , 特別是以兒童的心靈去體會 , 就必然會寫出兒童能看得懂、喜歡看的作品來 。 ”
在另一篇文章《論童話》中 , 陳伯吹提醒創作者不要寫那種“頭疼醫頭 , 腳疼醫腳”、帶有“教育上的狹隘功利主義傾向”的童話 。 他對于這種宣教式童話有一個形象的比喻:“伸著指頭訓斥式的道德教訓 , 這正像給一棵青蔥蔥、活生生的小松樹釘上了一個指路標 。 ”
從親自創作到發掘創作者 , 陳伯吹一生都在踐行“為小孩子寫大文學”的理念 。 他筆下那只連一只蝴蝶都捕不到、卻總把“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十三個耗子”掛在嘴邊的“一只想飛的貓” , 現在依然是很多父母喜歡給孩子講的“睡前故事” 。 故事里那只常常闖禍、一事無成還嘴硬的貓 , 明明渾身缺點卻又莫名可愛 , 孩子看了樂不可支 , 大人看了也覺得似曾相識 。
“好的作品會兼顧思想性、文學性或藝術性以及兒童的接受能力 。 ”徐美玲說 , “陳獎”堅持倡導“為小孩子寫大文學” , 而“大文學”不僅僅指啟發孩子思考人性或者愛上文學藝術等“遠大目標” , 也應有包容性 , 關照不同群體中的個體 。 “比如 , 一個害羞的人如果能在書中看到其他類似的人如何發展自我 , 他便能以此為榜樣 , 從而幫助到他自己 。 ”
“大文學”有豐富的內涵 , 徐美玲希望參與本屆“陳獎”評選的創作者可以充分施展創意 , “提供創新的文本 , 可以擴展讀者感知世界、認識世界的方式 。 我想 , 這也符合‘為小孩子寫大文學’的宗旨” 。
【個人簡介】
陳伯吹(1906-1997) , 原名陳汝塤 , 上海市寶山區(原江蘇省寶山縣)人 , 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奠基人 , 知名兒童文學作家、翻譯家、出版家、教育家 。 1952年2月加入民盟 , 同年12月任新中國第一家少年兒童出版社(上海)副社長;1954年調到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擔任編審 , 負責編輯中小學教科書 , 同時任北京師范大學兒童文學教授;1957年5月成為中國作家協會的專業兒童文學作家和兒童文學研究家 。 曾任上海市作家協會副主席、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 。 1924年創作了第一部兒童文學作品《模范同學》(192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時易名為《學校生活記》) , 先后創作出版《一只想飛的貓》《飛虎隊與野豬林》《摘顆星星下來》《童話城的節日》《海堤上遇見一群水孩子》《好駱駝尋寶記》等童話、小說和散文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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