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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哇洪水》 ， 拉登·薩利赫 ， 1861年 ， 荷蘭國立世界文化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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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杜薩之筏》 ， 泰奧多爾·籍里柯 ， 1818年 ， 法國盧浮宮
返回爪哇的拉登·薩利赫開始創作以爪哇為主題的作品 。 除爪哇起義這樣的政治敘事外 ， 他還沿用歐洲敘事框架 。 《爪哇洪水》取材自籍里柯的《梅杜薩之筏》 ， 刻畫了遇難者饑渴煎熬、痛苦呻吟 ， 被解讀為對荷蘭的反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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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中的火山爆發》 ， 拉登·薩利赫 ， 1865年 ， 陳氏家族收藏
拉登·薩利赫總是充滿爆發力 ， 這種力量感正是同樣激情澎湃、理想主義、行事浪漫的國父蘇加諾所需要的 。 拉登·薩利赫完美契合了政治需求 ， 被推上高峰 ， 成為印尼現代藝術之父、印尼藝術開拓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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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與他的馬》 ， 拉登·薩利赫 ， 1843年 ， 克里斯汀·甘（Christin Kam）收藏
然而這份國族主義榮耀在印尼本土從未逃離質疑的聲音 。 在著作《拉登·薩利赫的兩種身份：十九世紀的兩個民族主義》中 ， 印尼史學家Soekanto認為 ， 拉登·薩利赫不僅是印尼民族主義化身 ， 也是荷蘭殖民主義化身 。 他自始至終都是荷蘭宮廷的忠實奴仆 ， 縱使回到爪哇 ， 也是與荷蘭殖民者一樣的權貴 ， 脫離群眾 ， 凌駕于爪哇人民之上 。 甚至蒂博·尼哥羅起義也并非爪哇民族覺醒 ， 它是經濟利益的搏斗 ， 特別是本土伊斯蘭教勢力的壯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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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墟中的爪哇寺廟》 ， 拉登·薩利赫 ， 1860年 ， 史密森尼美國藝術博物館藏
在印尼畫家Sudjojono看來 ， 拉登·薩利赫的民族主義不僅是政治假象 ， 還是民族主義的對立面 ， 即殖民主義 。 他認為：“西方資本主義攜帶其邪惡、操縱與傲慢的本質 ， 將這個世界的每個國家綁架其中 ， 置全體人類于其統治之下 。 無論苦力還是詩人 ， 農民還是藝術家 ， 所有人都加入了這場瘋狂的舞蹈中 。 每個人看起來都非常快樂 ， 仿佛至若天堂 ， 卻極少意識到 ， 在平靜、安寧與歡樂的深處 ， 是被時代所腐蝕的被動靈魂 ， 喪失了活力 ， 喪失了反抗暴政的勇氣與力量 ， 這就是拉登·薩利赫的時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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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傷的雄獅》 ， 拉登·薩利赫 ， 1838年 ， 新加坡國家畫廊藏
拉登·薩利赫徘徊于危險的兩極 ， 他被英雄般致敬 ， 又是英雄主義最討厭的人 。 民族主義與殖民主義兩種對立的價值被危險地設置于同一個人身上 。 他具備民族主義和革命精神 ， 同時也是傳統主義的 ， 是荷蘭殖民主義結構的受益者和擁護者 。
今天 ， 拉登·薩利赫的作品與個人形象已成為印尼當代藝術家取之不竭的靈感源泉 ， 但越來越多人開始質疑拉登·薩利赫作為印尼藝術鼻祖的正當性 ， 甚至認為他只是東南亞藝術的邊緣人物 ， 因為他只不過是幸運罷了 ， 由于恰好高貴出身與機遇而獲得去歐洲的機會 ， 僅此而已 。 他不斷在歐洲社會階梯中向上攀爬 ， 也與印尼民族英雄的作為相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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