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代的衣食住行：饅頭是那時的一大發明 _一大

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的主要食物為米、麥、大豆，主要飲料是酒漿湯之類，漿是冷飲，湯是熱飲。但漿湯都不過是喝水的別稱，不如酒那么珍貴。三國時飲酒之風頗盛，南荊有三雅之爵，河朔有避暑之飲，孫權、孫皓均是好酒之輩。在飲食烹飪方面，各民族把自己的飲食習慣和烹飪方法都帶到了中原腹地，從西域來的人傳入了胡羹、胡飯、胡炮、烤肉、涮肉等制法；從東南來的人傳入了叉燒、臘味等制法；從南方沿海地區來的人則帶來了烤鵝、魚生的制法；從西南滇蜀的人民，傳入了紅油魚香等飲食。至北魏時，西北少數民族拓跋氏入主中原后，又將胡食及西北的確的風味飲食大量傳入內地，使宮廷飲食也出現胡漢交融的特點。面食在民間因發酵技術更加成熟有了進一步推廣。中國食面習俗形成與秦漢時期，三國魏晉南北朝時逐漸擴大和推廣。饅頭。據宋人《事物紀原》中說：“諸葛公之征孟獲。人曰：‘蠻地多邪術，須禱于神，假陰兵以助之，然其俗必殺人以其首祭，則神享為出兵。’公不從，因雜用羊、豕肉，而包之以面，像人頭以祀。神亦享焉，而為出兵，后人由此名饅頭。”由此而見，那時的饅頭不但夾有牛、羊、豬肉餡，而且個頭比較大，與頭相似。乳制品。三國魏晉南北朝時，大批西北游牧少數民族入居中原及中原畜牧業發展，乳制品成為經常性的食品。當時乳制品主要有酪（發酵乳）、酥（酥油）、乳腐（乾酪）等，其食法主要是放入面點之中或作飲料之用，也可直接食用。這一時期，筵席也出現了新特點。筵席場面更為宏大，禮儀復雜、菜肴豐富。例如，元旦向君王行朝賀之禮，君王大宴群臣。曹植在《元會》詩中寫道：“初歲元祚，吉日惟良。乃為嘉會，宴此高堂。”朝賀赴宴的官員要“衣裳鮮潔，黼黻元黃” 。宴席上“珍膳雜沓” ，冷盤、熱菜，分層推上，君臣一堂，“歡笑盡娛，樂哉未央！”在三國時期之前的文獻中， “茶”字不見經傳，只有“荼”字。東漢許慎著《說文解字》曰：“荼，苦菜也。”由于茶樹種植的增加，茶葉在南方已逐漸成為一種普通飲料，蜀人飲茶習俗已傳至長江中下游地區。這一時期流行的名菜有：魚?、五味脯、胡羹、胡炮肉、莼羹、蒸豚（就是蒸小豬）、跳丸炙、武昌魚。穿在三國三國服飾按其組成可分為：冠、衣、裳、襪、履、飾品等六部分，材料為絲、麻、葛諸種織物。冠。《三國志》中可供查考的冠只有兩頂：一頂為曹操所擁有，稱作“遠游冠”，《后漢書?輿服志》說：“遠游冠，制如通天，有展筒橫之于前，無山述，諸王所服也” 。一頂是楊彪的，稱作“鹿皮冠” 。與冠作用相當的巾則廣為流行。有質地為絹的幅巾，細絹制成的縑巾，平常百姓則戴蔓草莖纖維制成的葛巾，葛巾布衣成為平民式的典型裝束。綸巾與由青絲帶編成，質地較葛巾為佳。此外，三國時的帽子還有?、繡帽、皂帽、絮巾等。衣。三國時衣的種類較多，大致有單衣、復衣、糯、衫、扭褐、褚、辛圭、褶、裘等, 其中單衣、復衣指衣的厚薄, 可合稱為單復。三國人著衣以長衣為主，單衣不僅長且肥大, 由袖子形制的差異又可分為檐榆和褚。檐榆為直據。褚，“禪衣之無胡者也，言袖夾直形如溝也”，大袖單衣又有縫掖之稱。貧寒人家則要省去單復的修飾，只著短衣。糯為短衣一種, 質地不佳者則稱為很褐。婦人衣多艷麗，男子著絹衣，則會被看作是輕浮的人。此外，衣的顏色又可以用來區分人物身份，如商賈則著白衣。裳。《詩經毛仁》中有“上曰衣, 下曰裳。”三國男子裳有揮、挎、裙。女子裳為“貫兩腳上系腰中” 。飾品。婦人飾品有頭飾、腕飾、腰飾,男子則要在腰帶上掛一肇囊，來盛日常瑣碎物品。腰帶多做為貢獻賞賜之物。住在三國這一時期庭院式住宅種類眾多，五花八門，既有方形、長方形之分，也有一字型、曲尺型、三合式、四合式、日字型之分，但基本結構都是一堂二室，并且都帶有庭院，當然面積大小不等。在住宅平面和立面的處理方法上，小型住宅比較自由，中型以上則有明顯的中軸線，并以四合院為組成建筑群的基本單位。后者主要是以圍墻和廊屋包圍起來的封閉式建筑。從漢代到清代，這一傳承不但貫穿普通住宅，而且宮殿與廟宇也遵循此方法。這使得建筑外觀比較簡單，而內部以院落為中心的各種房屋的空間組合，以及若干院落的聯系調和與變化自然成為藝術處理的主要對象。漢代起使用更多磚墻，屋檐結構為了緩和屋溜與增加室內光線向上反曲，這是屋角反翹的主要原因。漢族住宅甚至漢族建筑的主要特征，在兩漢三國時候基本形成。貧民的住宅一般沒有庭院，十分簡陋，，有些還住半地下室。一些寒士（比如早期的孔明）只能“居山澤，結草為廬。”秦漢三國時期盛行神仙方士之說，根據“仙人好樓居”的說法，樓閣式住宅應運而生。當時人們對大自然充滿崇拜與向往，憑高遠眺也有著其特定的審美趣好，加上居住的需要，安全的需要，軍事的需要等，高層樓閣建筑形成熱潮。東漢三國的樓閣一般采用構架式，斗拱的使用進一步普遍化和多樣化，已成為整座建筑物有機組成部分。秦漢三國時期一般民居的結構是一堂二室，建筑形式以夯土和木框架的混合結構為主。規模較小的住宅，房屋的構造除少數用承重墻結構外，大多采用木構架結構。磚瓦的普遍應用，是秦漢三國時期民居建筑的重要特征。從東漢起，高臺建筑逐漸減少，多層樓閣大量增加。人們還綜合運用繪畫、雕刻、文字等作各種構件裝飾建筑，實現了結構和裝飾的有機結合，成為之后中國古代建筑的傳統手法之一。（本刊采訪人員白偉志整理）行在三國成書于秦或漢初的《山海經》從某種角度反映了當時人們眼界的開闊，他們不僅足跡遍及大江南北，甚至開始涉足海外。秦漢帝國的建立，進一步促成了以城市為中心的道路交通體系的建立，天南地北，皆可見官吏、旅人、商賈等奔忙的身影。三國鼎立以來，道路為之隔塞，然而區域交通卻因此而有了繁盛的可能。盡管通隔交雜，興衰錯落，羈旅之路卻別有風采。秦漢時期政治上的統一為水陸交通的發達創造了有利的客觀條件，所以當時的水陸交通比分裂的春秋戰國時期要發達得多。馳道是秦漢時期陸路交通網的主干，可通向全國各主要城市。西漢以長安為中心的主要驛道把當時有名的都會連接起來，如號稱五都的洛陽、臨淄、邯鄲、宛、成都。東漢時期的陸路交通在西漢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三國時期的戰亂與割據在很大程度上打斷了陸路交通的一體化趨勢，棧道被毀，舊有道路因缺乏維護而日漸荒蕪，原為交通樞紐的城市因戰亂而衰敗，各政權間的邊界也成為無形的阻隔。不過新興的政治格局也形成了新的陸路交通格局，這一時期先后形成了鄴城、成都、建康、平城等新興交通中心城市，并且區域內次要道路地位得以抬升。如建業在漢時只是丹陽郡內一縣，然經東吳、西晉的開發，已成為南方的最重要城市之一。秦代的海上交通相當發達，漢代的海上交通進一步發展。東漢末的動亂沒有廢止海上交通，東吳政權通過海路與遼東半島以及南海諸國保持聯系。三國時內河交通也很發達，割據政權出于自身發展需要，十分勉力于溝渠的開鑿。太湖水系、北方白溝、利漕渠、平虜渠、泉州渠等的開鑿溝通了南北交通，不僅促進了物流運輸能力，也促進了地方繁榮，為之后全國運河體系的形成打下了堅實基礎。這一時期的交通工具也是別有特色。車輛就像現在的時裝一樣，翻來覆去的流行。比如漢代時多為中下層官員稱作的軺車（四面無擋板，以敞露為特點），到后來卻逐漸為高官貴胄所青睞。再比如在漢代時地位低賤的商人才能乘坐的牛車，到三國兩晉時卻成為天子貴族的愛車，發展到晉代，上層社會居然流行起了乘羊車。。此外，當時的陸路交通工具還包括輿轎、輦（人力車）、鹿車（獨輪車）。水路交通工具包括以楫撥水前行的小船，也包括規模宏大的樓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