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離|在隔離等待的當下，耕種我們的花園與未來欲望|隔離|女子|旅行|工作|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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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雁南
上世紀五十年代，瑪格麗特·杜拉斯逐漸從后人所謂的“杜拉斯式傳奇”中抬起頭來，將筆觸轉向“外面的世界” 。除了在《法蘭西觀察家》上發表評論文章，她也開始寫關于“社會底層小人物”的故事，于是1955年就誕生了《街心花園》（一譯《廣場》）這部極其重要但通常被人忽略的作品。那么，為什么要在半個多世紀之后的今天重新翻開這本書？這本小書里又遺留著何種珍寶，值得我們在當下的疫情期間一讀再讀、一說再說？
花園，一條被遺忘的通道
在一次對話中，面對男采訪人員提出的“小說中的各個地方是否出自個人旅行史”這一問題，杜拉斯卻轉而開始描述一個關于寫作發生的原初場景：先是有一個空蕩蕩的地方，它在你內心顫動，就這樣，持續一年或幾個月，然后突然就被你筆下的人物占據，突然就有什么事情發生在那里，就像發生在舞臺上一樣……至于事情是如何發生的，人們永遠也說不清楚……短暫的離題很快就被下一個問題拉回正軌。但在這段看似語焉不詳的描述中，杜拉斯卻道破了讀寫活動中的一個重要秘密：有時，與其徒勞地追問事情是“如何”發生的，不如先去問事情究竟是“在哪里”發生的。
當我們談到地方、地點，我們通常想到的就是物理意義上的空間。但怪異的是，在《街心花園》這本直接以地點命名的小書里，我們卻沒有見到任何花園物理空間形態的描寫。隨著空間規定性與事物可見性驟然瓦解，花園內部也開始滋生出有別于線性時間的“花園的時間”：既表現為資本主義生產之外的例外時間——故事發生在夏日傍晚，發生在工作結束之后、晚餐開始之前的休息時刻；更體現于年輕女子與孩子相處時的奇異的時間感——年輕女子口里的“下午四點半” ，并不是指鐘表時間，而是孩子吃點心的時間。
因此，對杜拉斯來說，真正重要的并非空間本身，而是人與人之間的時空經驗。在空間感而非空間的意義上，杜拉斯的花園于是就翻轉成了一條雙重的通道。它首先呈現為私人住宅和社會機構之間的居間地帶。正是在這一居間位置，人才可能以關乎自身，而非僅僅以有賴于某段私人關系或某一社會身份的方式顯現自身。
有了一塊開放自由的平等之地（“去花園也不花費什么”），杜拉斯筆下的人物才可能登場。在《街心花園》中，男人和年輕女子始終是經由聲音的穿透而非目光的鏡像反射打交道。在拒絕視覺慣性的前提下， “花園的時間”才可以被理解為男人口中的“談話的時間” ，不可見但可感的花園故事，才可能在言說、對話和乃至沉默的過程中顯現出來。
男人的花園，或女人的花園
出現在花園里的都是些“社會底層小人物”：男人是一位旅行商販，年輕女子則是一位家庭女傭。但將少數群體作為主人公搬上舞臺，并不是為了批判或賣慘。毫無疑問，父權制資本主義是底層男女遭受不幸的外部原因，但杜拉斯對談論“階級”這類“結構性問題”并不感興趣，她真正關心的是：同為小人物，當她/他選擇做一份工作的時候，背后的內在動機究竟是什么？選擇的差異又意味著什么？
在關乎人自身的層面上，選擇一份工作的原因就不再是糊口這類生物性答案就能自我打發的。選擇的差異首先外化為工作的不同特性：男人的工作輕松自由，在各個城市之間流動販賣的工作模式就像短途旅行；女人的工作苦累繁重，家庭女傭既不自由又無法旅行。但隨著蘇格拉底式詰問的辯證展開，這對看似穩固的對子卻開始松動，從中綻出的性差異的欲望在她和他的對話時間中涌動變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