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葉的“格林斯潘”為何慘遭抄家之禍 _格林

核心提示：劉晏更接近著名的前任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即更重視解決實際經濟問題。劉晏沒有留下什么專門的經濟著作，他的理念，主要體現在一系列經濟措施當中。就劉晏在當時所發揮的作用來看，其重要性遠遠超過了格林斯潘在任期間對美國經濟所發揮的作用。玄宗天寶十四年（755）到代宗廣德元年（763）的安史之亂，持續8年，攔腰斬斷了大唐黃金盛世。中原地區和北方在大亂中血流成河，民不聊生，經濟徹底摧毀。大亂之后的廣德二年（764），京城米價飆升到每斗1000文。據《通典?食貨七》載，大亂之前的開元十三年（725），每斗米才13文，通貨膨脹率遠遠超過5000% 。政府稅收一落千丈，倉庫一空如洗，根本拿不出東西增加供應平抑物價，當時物資已經緊張到連皇宮也是吃了上頓沒下頓的程度。更恐怖的是，皇宮警衛部隊一度斷軍糧餓肚子，竟想造反。急得代宗每天晚上睡不著覺，坐立不安。幸虧江南未經戰火，唯一的希望，就是以長江中下游的物產接濟京師。于是，唐朝恢復經濟的命運就寄托在漕運（水路運輸）上了。代宗急切下旨，要宰相元載解決糧食漕運問題，元載推薦不久前剛被罷免宰相職務的劉晏擔此重任。代宗立即任命50歲的劉晏任御史大夫（監察部長），兼安徽、河南以東稅賦、運輸及糧儲的最高經濟負責人。都城長安附近地區產的糧食，遠不能滿足當時京城上百萬人口和大量駐軍需要。如何把糧食運到京城，是一件重要大事。用馬車牛車陸路運輸，不但載重低而且牲口也要消耗，而一艘大型木帆船能運十幾萬斤甚至幾十萬斤糧食。因此，漕運成為重中之重，不然皇帝也要餓死。幸好隋朝開發大運河，為唐代漕運創造了條件。當時漕運過程復雜之極，先是組織幾千艘船只，把長江中下游產的糧食經長江運到揚州集中，再從揚州經運河進入淮河，由淮河轉入汴河，再進入黃河，入黃河之后西上，經三門峽之險，再轉入渭河，最終到達長安，水路蜿蜒超過三千里。劉晏受命危難，腳踏實地，親自沿著漕運路線，從江蘇到安徽，再赴河南，最后到陜西，細致考察一遭。映入劉晏眼簾的，是安史之亂之后的慘狀。兵亂以來，很久沒有整治河道了，到處泥沙淤積，河床堵塞，千里河道變成了淺水灘，水路運輸猶如旱地行船。再有就是百姓死傷流亡過半，人工奇缺。三是盜賊蜂起，沿河兩岸到處是匪徒巢穴。四是沿岸駐軍多為驕兵悍將，糧米經過，馬上截留。在這種情況下，恢復漕運談何容易？河道兩岸，到處都流傳著一個說法：一斗錢運一斗米。運輸成本已經高得令人無法接受。劉晏心里沉重至極，他在寫給元載的報告中說，洛陽附近“百戶無一存”，宜陽、滎陽一帶，五百里之內，居民不過千戶，整個地區沒有一間完好的房子，也看不見炊煙，簡直是一個“獸游鬼哭”的世界。正如杜甫創作于此時的《無家別》所云：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凄。但對狐與貍，豎毛怒我啼！在這種情況下，漕運當然無法正常進行。劉晏在報告中把困難向元載和盤托出，請求全力支持。《資治通鑒》說，元載“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 。劉晏得到元載全力支持，自代宗廣德二年（764）開始，在解決漕運問題的過程中，充分表現了他統籌全局的能力、周密精細的頭腦和改革創新的才智。他首先是組織大量民工和兵丁疏浚河道。哪里有困難，劉晏就出現在哪里，經過一番艱苦努力，終于順利通航。在運輸方案設計上，劉晏有兩個突破。一是改全程運輸為分段運輸，二是首次把散裝大米改為袋裝。他認為，漕運全程過長，不同地域的地貌、水道、安全、人文因素差別極大。過去一只船從頭運到尾，歷經風險，到達目的地時，糧食還剩八成就算優等了。改為分段接運之后，運糧船負責運到本段水路邊界，將糧食交給地區糧倉，再安排新的船只起運。為了降低風險，劉晏派官吏和軍隊沿途押送，一站接一站，到達目的地時，100萬斗米沒有1斗損失。至于將散裝大米改為袋裝，更是一個減少消耗的創舉。在運輸工具方面，劉晏經過縝密研究，撥付大批資金在揚子（江蘇儀征）開設10個船廠，建造2000艘急需的大型運輸船，每艘船給1000緡（緡，穿銅錢的繩子，每緡1000文），用以支付材料和人工。有人質疑說，每艘船500緡足夠了，投資那么多，不是浪費國家開支嗎？劉晏說，辦大事的不能在小地方克扣，應該選用上等原材料，并且讓工匠們不愁衣食，這樣造出來的船才能堅固耐用。如果處處卡錢，船的質量不好，麻煩就大了。果然，到后來憲宗、懿宗時期不斷壓低造船經費，物料次等，工錢極低，造出來的船薄脆易壞，漕運漸漸就廢了。再說漕運最后一關三門峽。這里水流湍急，常常浪激船翻。劉晏參與設計了一種超大型的“上門填缺船” ，還研究改進了船纖所用的材料，制成堅韌的纖繩，減少纖夫傷亡事故。每船配備30人拉纖， 5人撐篙，解決了船只通行的技術難題。在人力使用上，廢除無償徭役，改為工資雇用制。利用鹽稅雇工，減輕對農民的征調勞役。這樣一來，就充分保證了漕運所需的人工。漕工則采用特殊軍事化方式組織起來，紀律嚴明，責任到位，堵塞了可能發生的跑冒滴漏。由于綜合治理措施得力，江淮的糧食、物資順利運到京城，徹底解決了關中糧荒。關中即使遇到災害，物價也不至于飛漲了。代宗大喜過望，說道：“我們父子有飯吃了！”他派警衛部隊帶著樂隊到長安東渭橋迎接劉晏，元載和文武百官親迎救命糧，向劉晏轉達代宗的問候：“你真是我的賢相蕭何！”創設食鹽間接專賣制漕運需要大量經費，每年用度幾十萬緡，錢從哪里來？難不住劉晏。他還兼任鹽鐵使（管理鹽、鐵、茶的專賣），這位經濟大家在食鹽專賣方面展開改革，既方便了百姓，又提供了巨大財源。唐初對鹽的稅收不太重視，安史之亂發生后，朝廷財政困難，一個名叫第五琦的高官開始推行食鹽政府專賣制。辦法是，所有鹽戶都到政府注冊，由政府確定生產計劃，生產的鹽全部由政府購買，私自賣鹽給商人的，抓起來坐牢。然后，政府官員把鹽運到各地，由政府開店把鹽賣給民眾。總之，官產、官運、官銷，各級鹽吏大包大攬。政府這樣做，雖然籌措了部分資金，但是產生了三大弊端。一是各級官員上下勾結，貪污腐敗，這是官商一體的通病。二是政府直接從事商業，效率奇低，百姓大吃苦頭。比如銷售點少，不管老百姓遠近。再比如鹽多賣不出去，硬把鹽攤派到老百姓頭上，鹽少又不見蹤影了。三是由于上述種種弊端，稅收難以持續增加。劉晏把官產、官運、官銷改為民產、官收、商運、商銷，這就變成間接專賣制。他撤銷了很多基層監管生產的小吏和冗員，百姓生產食鹽的環節放開，但生產的鹽仍由政府統一收購，儲存在鹽場里，然后向商人批發。商人買到了鹽，自由運往各地自行銷售，不受限制。這樣，產、運、銷三環節全部由私人進行，國家只從購銷的差價中獲得稅收，調動了各方面積極性。劉晏還奏請罷免了各州縣設置的對食鹽的“過境稅”，使食鹽的生產和流通蓬勃發展。另外，在距離產鹽區較遠的地方，劉晏下令設立常平鹽倉，平時備鹽，應對鹽荒，避免鹽商囤積居奇，哄抬鹽價。他在主要產鹽區設立13個巡院，在其他地區設立10個鹽監，專辦鹽務，負責調研和執法。另外還在各交通要道設立幾千個鹽倉，儲備食鹽，哪個地方鹽脫銷，可以就近調運供應。由于他的措施適應市場需求，唐朝鹽稅從第五琦時期的60萬貫急劇上升到600多萬貫，稅收增加10倍，超過唐朝所有稅收的一半。漕運經費、宮廷費用、軍費、官員工資，都仰仗鹽利所給。劉晏創設的食鹽間接專賣制，為以后各個朝代采用。從五代到宋，直至明清，雖有部分變動，但實質上一直是這個辦法。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劉晏在各地都設立了巡院，作為經濟信息基地，并以高報酬招募大批善于奔走的信息員（當時叫“疾足”或“駛足”），傳遞經濟信息。為此，還在巡院和京師之間設立了專門的驛站，負責接應信息員。此前，郵遞由富人把持，送信算服徭役。窮人在服徭役期間送信，郵遞效率很低。由巡院、驛站以及專業疾足送信，是劉晏對唐中期通信制度的改革。各地生產態勢、物資余缺、物價變化、氣候異常、市場心理等等信息，都要通過疾足上報，以便采取措施，調劑余缺。劉晏據此發布命令，再由疾足傳回各地執行，以保持供求平衡，物價穩定。古代交通不便，不少地方和京城距離遙遠，再“疾”的“足”，往返也要十天半個月。遇到糧食收獲季節或災害突然發生，政府買進賣出機不可失，怎么辦呢？劉晏自有奇招。他責成交通方便的產糧州縣，統計出最近幾十年糧食的收購價格和收購數量的歷史數據。然后，把收購價格按從高到低的順序排為5等，把收購數量按從多到少的順序也排為5等，這樣產生了兩排數字。這些數字上報議定之后，就作為各地政府收購糧食的依據，以便及時收購。具體做法是，價格最貴的一等價格的糧食（高價），按收購量最少的第五等數量收購（少收）；反之，價格最低的第五等價格的糧食（低價），按收購量最多的第一等數量收購（多收）。第二等價格按第四等數量收購，第三等價格按第三等數量收購，第四等價格按第二等數量收購。收購要搶時機，不必等候批示。這樣一來，在那些糧價低賤的地區，就能夠把糧食盡量多收購到手。這實際上是一種數學模型在經濟上的應用，有如后來華羅庚運用數學模型創立的“優選法”、“統籌法” 。這個在經驗基礎上產生的解決問題的方案，不但簡潔明了，避免了繁復不清的討論，而且符合地方實際，也有利于政府以最小的成本平抑物價，調控市場。劉晏要求各地把收購數量逐日上報，由他匯總之后，按“避貴就賤、取近舍遠”的原則調節安排。如果收購量不足，就讓價低路近的地區增加收購。如已夠數，就命令價高路遠的地區停止收購。這樣做，既掌握了市場規律，也能有效地保持物價（主要是糧價）穩定。在劉晏主持下，當時農產品市場大體實現了“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 。由于劉晏及時地掌握市場信息和各地氣候情況，所以他常常能走在市場大波動和大災害的前面，事先就采取了預警和救助措施，布置到位，使災難降低到最低限度，因此被當時人尊稱為“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