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愛蓮|成丹彤：守舊與弄潮：晚清文學家族的復雜橫切面——評魏愛蓮《小說之家》( 五 ) |小說之家|小說_文化|詹塏|文學

三、“弄潮兒”式的邊緣知識人
如果我們打破家族文學視角的限制，其實還能有更多發現。魏愛蓮《小說之家》中注意到了詹氏子女的職業，明顯不同于父親科舉為官的傳統知識分子道路。可惜并未向此繼續挖掘，其實職業與身份的變動與他們的創作有很大關系。
1882年詹熙名列會試的副榜，而13年后，他寫了《花柳深情傳》，將“科舉”列為三害之一。后來的生涯又是做藝術品商人，又是做賣字文人，總體來說以經濟利益主導。最后回到衢州創辦學校當校長，同時又在衢州政界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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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柳深情傳》
何以解釋如此不同于父輩的人生遭際呢？這些思想轉變如何在內心取得和諧呢？同樣詹塏也考中了秀才，之后做過采訪人員，也刊登過廣告，賣字賺潤筆費為生。兄弟二人既像傳統文人一樣，在年少時博取科舉功名，又都經歷了職業轉型，在大都市游走，以賣文寫字來謀生，接觸近代媒介，并且把文化與商業結合起來。
詹氏二兄弟的經歷，正是當時無數傳統知識分子面臨的巨變，科舉士大夫所期許的“學而優則仕”與采訪人員、藝術品商人之間的劇烈職業規劃變動，我們很難不去問，這種千古未有之變局如何在個人意識中被理解？如何被個體平滑消化？身份、職業規劃、個體生存價值如何在傳統價值與新沖擊之間取得平衡？
葛兆光在徽商詹鳴鐸的自傳體小說《我之小史》序言中提到“邊緣知識人”群體，認為他們在晚清社會中的作用中是靈活地轉變，沒有太多負擔的“投機” ，趨時而上。他們是不夠有堅守的“弄潮兒” ，思想上容易松動和轉型，同時又帶有舊文人的知識資源和趣味。
西潮沖擊下的思想松動與傳統文化所給予的文化底色，不是此消彼長的關系，其間的矛盾、對抗、共存最先發生在這些人的頭腦與生命經驗中。因為“社會思想的轉型可能正是從思想不那么純粹堅固的群體開始，相比于傳統精英士大夫的操守與價值信仰，他們更靈活調整思想，或是為了謀生，或是為了順應時風”[7] 。
從詹氏兄弟的職業經歷中，我們也容易發現他們確實具有小知識分子應時轉化身份的特點，而且緊追當時時代的潮流，相比更出名也更保守的學者，他們的靈活變動具有更多社會變革上的意義， “一些邊緣知識人卻有著‘咸魚翻身’的欲望和‘渾水摸魚’的手段，常常超越社會流動的常規，反而追求‘在傳統外變’ ，他們的敘述卻成了時代巨變的實錄，這幾乎成了晚清民初中國社會變化的一個突出現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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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小史：新發現的徽商小說》
在這個層次上，兩兄弟的作品中既有傳統文人的一面，如在狹邪筆記中品鑒青樓女子，也有積極參與社會，改善女性地位的一面。啟迪世人的小說家和狹邪筆記的創作者，雙重身份集于他們一身，晚清乃至五四之后的現代化，最早可能是從這一部分人開始的。
魏愛蓮在分析詹塏時，就遇到了這樣的復雜性， “一個周旋于風月場的上海通形象顯然與《漢口中西報》社論作者的身份不符。 ”[9]兩種身份和形象背后是兩種知識資源，狹邪筆記更多借鑒李漁、袁枚等傳統才子的趣味，一面賞玩妓女，品評“花榜” ，而另一面又去突出德才兼備的妓女，關注其中閨秀氣質的妓女，具有了改良女性的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