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菲|2022滬上畢業季：沒法按時畢業，找到工作有什么用( 二 ) 上海市

同樣畢業計劃被打亂的還有上海外國語大學本科大四學生修然，本想通過考研推遲就業時間的他，最終以距離分數線0.4分的成績落榜，因為和他有一樣想法的學生實在是太多了。
據教育部公開發布的數據， 2022年考研人數為457萬，創下歷史新高，全國各高校研究生招生總人數預計為120萬。落榜后，修然安慰自己：“今年考研上岸率僅為26% ，有近300萬人落榜，我只是300萬分之一。 ”
考研落榜后，他被封閉在了學校里，無法參加家鄉企業的面試和實習工作，除了互聯網企業以外，絕大部分企業都要求延緩最終面試，要求解封后繼續面試。
【程菲|2022滬上畢業季：沒法按時畢業，找到工作有什么用】不確定性帶來的不安全感讓修然做出了與互聯網企業簽約的決定，這并非是他的初心，但假如幾個月后結局是雞飛蛋打，有Offer在手里，顯然更安心一些。
一段日子以來，修然的睡眠并不好，夜晚的宿舍里，他時常盯著天花板問自己：
“如果沒有封校，可以參加線下面試，自己會改變當初的就業選擇嗎？”
在不確定中尋找“穩定”
斯諾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專業3年制研究生，是今年考公大軍中的一員。像很多學生一樣，入學前，體制內的工作并不在她的就業計劃中，她認為年輕人就要闖蕩。
疫情的原因導致斯諾返回學校時，已經是研二了。按照學分要求，她需要實習6個月。斯諾去了一家互聯網企業，實習后發現互聯網公司并不符合自己的預期，因為只能做運營相關的工作，可取代性太強。
斯諾實習時，恰逢疫情后互聯網公司第一批裁員潮，親眼看見部門同事被裁員，她感到五味雜陳。 “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最終被裁員，代價未免太高了。 ”
斯諾開始重新思考體制內工作的優劣勢。進入研三后，斯諾發現，考公務員、選調生和事業單位這類體制內工作的同學數量一下子變多了，這讓她感到壓力倍增，隨之也加入了進去。
如今，因為疫情，斯諾所報考的江蘇省考面試仍在推遲，同時她投遞的江蘇一家事業單位，也因為疫情推遲了筆試。斯諾本以為會在封校壓力下，投遞中小企業做備選。不過，近期她聽聞一位同學秋招時簽署的互聯網企業，其應聘部門解散，賠償違約金后，三方協議作廢，斯諾暗暗慶幸，自己的選擇或許沒有錯， “如果考不上公務員，我也會多報幾家事業單位，但是企業不會再考慮了。 ”
斯諾的選擇并非孤例，選擇體制內工作的畢業生人數正在逐年增加。據復旦大學學生職業發展服務中心提供給中國新聞周刊的數據，該校錄取選調生人數逐年增長：2017年100人、2018年130人、2019年201人、2020年233人， 2021年263人；此外，報名選調生的人數也逐步遞增， 2021屆畢業生中超過3760人次報名參加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選調生及黨政儲備人才項目招錄，而截至2022年3月3日，這一數量增至5149人次，相比2021年增長近4成（36.94%）。
華東師范大學的就業數據也證實了這一點。該校職業發展中心主任劉繼亮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今年3月該校開展了2022屆畢業生就業意向調研，數據顯示，畢業生求穩心態偏重。其中，最受畢業生青睞的前三個單位性質分別為國企、教育單位和黨政機關，依次是74%、63%、60% 。
越來越多的不確定性，讓年輕人開始尋找能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穩定。對于畢業生產生求穩心態的原因，劉繼亮認為主要有三方面：其一，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大增，從大學生就業規避風險角度來看，有其客觀合理性；其二，當下畢業生被稱為“Z世代” ，除了考慮薪資報酬、專業對口等因素外，畢業生們比以往更在意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在意工作穩定性，這應該與學生自身特點密切相關；其三，社會環境對體制內工作認同度高，多數人會首推選調生、公務員為理想工作，但同時大學畢業生對職業環境了解不多，自我認知尚未完全成型，他們就容易受到周圍環境和老師朋友的影響，出現選擇體制內工作的求穩從眾行為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