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古老街區之一南鑼鼓巷拆遷 _鑼鼓

核心提示：“當老房子成為城市發展的‘絆腳石’，我們是該毫不留情地一腳把它踢開，還是另辟蹊徑，這的確值得好好思量。”南鑼鼓巷（資料圖）南鑼鼓巷（資料圖）7月27日，堅持到了最后一刻的任女士一家三口還是搬離了“南鑼鼓巷”她居住了20多年的30平方米小房子。今年5月15日，一張拆遷公告貼在了任女士家的胡同口，《公告》稱，根據房屋拆遷許可證的批準，北京地鐵8號線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將在地安門東大街建設南鑼鼓巷站，拆遷范圍涉及到南鑼鼓巷主街112號、151號等30個門牌號。與任女士搬走時的“心不甘，情不愿”不同，酒吧“與食巨近”的老板金鑫倒顯得頗為釋然。“也許早幾年我對這樣的事情可能會有強烈的反應，但是現在我真的已經有點習慣了。”10年前，金鑫是第一個進駐南鑼鼓巷的生意人，按照他的描述，當時的南鑼鼓巷與眾多的北京胡同、街景毫無區別，遛狗的、曬太陽的，還有換蜂窩煤的、吆喝磨剪子的……金鑫的酒吧就坐落于胡同深處的97號院，30平方米的小店有個簡單的名字——“過客” 。金鑫說，當初開酒吧并不是為了賺大錢，只是為了自己一幫愛探險的朋友可以有個分享見聞的據點。曾經有朋友告誡他：“金鑫，你把店開在這么深的巷子里，是賺不到錢的。”金鑫當時的回答在今天看來，著實獨具文化嗅覺——“我的眼光在胡同之外。”不過朋友始終沒有虛言，“過客”直到2001年才有了第一筆盈利，總共是200元人民幣。“日子不寬裕，但收獲很多。”金鑫說，店對門當時住的是一家八旗后裔，夫婦倆開了個門面房，男的一起床就開始聊天，時事、政治、文化無話不談。隔壁住了一位70多歲的老奶奶，盡管腿腳不好卻熱心給大家伙做很多老北京點心。“更有意思的，我們店里還收留過國際流浪漢。”金鑫告訴采訪人員，那是一個西班牙人和一個法國人，他們當時在進行一項“身無分文徙步全球”的計劃，從英國倫敦“徙步搭車”經印度抵達北京，按計劃還要經外蒙到白令海峽，在那里利用經度的差異慶祝新千年的到來。“但他們在北京沒錢辦理簽證，只能一邊打工一邊籌錢，就這樣在我們店里住了兩個多月，也帶來沿途許多見聞。”這樣自足自樂的小日子一直維持到2006年，北京市政建設委員會一紙公告，要拆除97號院，金鑫才不得已搬離了小胡同，來到現在南鑼鼓巷的大街面上。雖然如今的店面是當初的5、6倍，但他卻漸漸體會出日子的乏味。“整個南鑼鼓巷成了一條商業街，那種老北京最原始的味道漸漸遺失了。”金鑫記得，這種變化是從2003年開始的。“當時陸續有各種酒吧和小店進駐，隨后這里的房租開始瘋漲，表面的繁華背后是揪心的赤字，一般小店根本就是入不敷出。南鑼鼓巷最高的紀錄，是11個月換了38家店鋪。”或許是親眼目睹了10年的滄桑變遷，金鑫對于眼下包括自己的這次拆遷，顯得頗為平靜。“一個商業鋪子，拆了就拆了，我覺得并不可惜。但那些老宅子也跟著被移平了，看著叫人難受。”拆遷當天，金鑫剛好看到一戶老北京人家的門礅被工人直接砸掉，隨后，他在自己設計的創意T恤上寫下了“拆哪” 。“無論任何時候，一個地方的原住民都是非常寶貴的文化遺產。他們住的老房子，以及巷道深處最原始的生活景象，都是歷史。或許過度的商業開發并不科學，就像云南麗江，也漸漸遺失了質樸的性情。但無論如何，當老房子成為城市發展的‘絆腳石’，我們是該毫不留情地一腳把它踢開，還是另辟蹊徑，這的確值得好好思量。”與金鑫的理性主義情懷不同，“與食巨近”對面的“點滴”咖啡屋女老板則是一個典型的生意人。她操著一口地道的老北京腔，采訪人員苦苦守候到傍晚，得到的答復仍然是“太忙，不能接受采訪。”咖啡屋的店員告訴采訪人員，老板為了趕在拆遷前賺最后一筆，真是忙得不可開交，她將自己的店隔出10平方米，批發來很多陶瓷制品以及裝飾畫，貼上拆遷大甩賣的標簽。這一下生意甚是火爆，許多游人就像撿到“大寶貝”一樣，一袋一袋地搶。采訪人員走訪了整條街巷，發現還有幾家被圈定拆遷的小店也打出了“大甩賣”的旗幟，而已經動工開拆的商戶和民房被藍色鐵皮圍裹起來，從縫隙里張望，里面是一片斷壁殘垣的蕭條景象。“隨著人口的擴張和人口密度的急劇增加，為緩解地面交通壓力而修建地鐵，無疑是一個具有可行性的科學方式。但‘修路’與‘老房子’并不是一對不可協調的矛盾。”北京交通大學規劃專家王衍用告訴采訪人員，地鐵線路大多采取“直線”方式運行，地下的部分即使穿過一些老街區或文保單位，也不會對這些老建筑產生影響。“關鍵是出口建在哪里。”王衍用說，地鐵出口其實完全可以避讓開老街區，但目前國內主流的設計理念卻基本忽略了這個問題。“出口的設置現在往往只遵循兩個原則——其一是成本最小化，設計者只考慮兩個站點間的直線最短距離，哪里最近，最節省施工成本，就把出口設在哪。其二是人流最大化，設計者評估出某地區人流最集中的街道后，就把出口設在那里。其實即便考慮到上述兩點，為了保護老街區而讓地鐵口適當偏移，也是大多數市民能夠理解的。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根本沒有這個意識。”《城記》一書的作者王軍用了10年時間，對北京城市發展動態進行了系統調研。他告訴《北京科技報》，1949年北京有大小胡同七千余條，到20世紀80年代只剩下約三千九百條。近幾年隨著北京舊城區改造速度的加快，北京的胡同正在以每年六百條的速度消失。城市的過快發展造成了具有特色的城市文化不斷消失。清華大學教授吳煥加曾以《北京城市風貌之我見》為題發表文章，表示“北京的古城風貌早已不很完整了，古城新貌隨之出現。因而，全面維護其古狀、古貌已不太可能……有人預言，如此下去，北京終有一天將變成‘香港’、‘新加坡’” 。王衍用對采訪人員表示，在國外根本就不會出現為市政建設而毀掉老街區的事情，一切都要為了老房子、老景致讓路。“瑞典斯德哥爾摩市的中心區人口為80萬，分20個社區，市區道路至今未形成環，原因在于有關建路的爭議很大。該市北部是一大片古老森林，本打算建隧道，只因為有一個不屈不撓抗議的人而未建成。這個人拿出瑞典的國家法律，其中有一條規定：‘國家環保區周圍所有東西都不能毀壞’，而建路筑隧道肯定會使樹木受到傷害。最終他的抗議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支持，至今斯德哥爾摩市環路未連。”王軍也說道，由于規劃缺乏科學考量，許多城市至今還在被她的國民聲討。巴黎于9世紀末成為法蘭西王國的首都，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巴黎的街道曲折狹窄，到處都是木造房屋。文藝復興時期，整座城市才漸漸脫去舊時的面貌。17世紀以后，法國的國王們加大改造力度，低矮破舊的房屋被陸續拆除，代之以多層磚石建筑，并開辟了許多馬路和廣場。拿破侖三世時，巴黎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劇烈改造，即著名的由巴黎市政長官歐斯曼主持的“巴黎改建工程” 。歐斯曼對巴黎施行了一次“大手術” ，再次拆除城墻，建造新的環城路，在舊城區里開出許多寬闊筆直的大道，建造了新的林蔭道、公園、廣場、住宅區，督造了巴黎歌劇院。雖然改建后的巴黎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美麗的城市，然而直到今天，在歐斯曼去世130年后，巴黎著名的《費加羅報》周末專刊登出封面文章，大字寫道：“歐斯曼，是不是毀掉了巴黎？”“地鐵的修建，只是整個城市發展的一小步，規劃如果一味考慮成本、商業等因素，必然會忽略對于老街區的庇護。而那些景致一旦破壞，是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再生的。如果未來，相關部門可以考慮讓老百姓共同參與規劃方案，那么當不止一個的質疑聲相繼出現后，或許那把讓城市‘割肉’的利刃可以刀下留情。”在王衍用看來，北京的歷史不光有紅墻綠瓦的帝王風情，亦有街頭巷尾的市井民風，留住后者，同樣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