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書紀年和史記竹書紀年是誰寫的 _生活百科

公元279年，發現《汲冢書》。“汲”是汲郡，“家”是墳墓，也就是“汲郡墳墓里的書” 。它的發現，受到當時和以后文史學家們的重視。近代學者更明確指出，《汲冢書》和西漢發現的古文經以及近代殷墟發現的甲骨，是我國文化史上的三大發現。那么《汲家書》究竟包含些什么內容，為什么對它評價這么高呢？
先從它的發現談起。
公元279年10月，西晉時汲郡有個名叫不準的人，盜掘戰國時魏國國君的墳墓，出土大量殉葬品，其中有銅劍、磬、鐘、玉律等物，以及大批竹簡。每塊竹簡長二尺四寸，上有用漆寫成的古文字四十個。可惜的是，不準不懂得這些竹簡的重要性，為了盜取墓內財寶，竟把竹簡燒了照明。等到官府得知后，還撿得沒燒完的竹簡幾十車。竹簡上的文字是戰國時期六國的古文，到西晉時，通行的已是隸書，人們不認識，因為看它象蝌蚪，就管它叫蝌蚪文。這批竹簡后經荀勖、和嶠、束哲、衛恒和杜預等人整理、研究，改寫成當時通行的隸書體，共得書十六部，七十五篇（其中完整的六十八篇，殘缺的七篇，總共十多萬字）編入當時圖書目錄中的《中經》，列為典籍。這些《汲冢書》中，有《紀年》十二篇，是最重要的。因它原系用古文寫成所以，又稱《古文紀年》；又因為是在汲郡的墳墓里發現的，所以又稱《汲家紀年》；直到北魏酈道元注《水經》，引用此書作紀年，為說明出處，就特地加上“竹書”二字，稱為《竹書紀年》，從那時起，人們也就以《竹書紀年》為正式書名了。
《竹書紀年》是以編年體記事的史書，記敘了夏、商、周三朝歷史，記到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后，就接記晉國政事，戰國時期三家分晉后，就只記魏國史事了。至于它的作者，已經無法知道。有的研究者認為是魏國史官所記，如是史官所記的國史，目的是為了保存和流傳，決不會拿去殉葬的。因此，又有研究者認為是私人所撰寫的編年通史。
《竹書紀年》發現的意義是很重大的。首先，我國按編年形式記載春秋以前歷史的書是很少的。《竹書紀年》豐富了我國古代史的內容，如“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等記載，跟古代傳說和古代史書都不同，因而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竹書紀年》所記的戰國部分，同《史記》的差別就更大，可用以糾正《史記》的很多錯誤。自從《竹書紀年》發現后，就引起了當時和后世的史學家和文學家們的極大興趣，紛紛引用以研究古代歷史。如司馬彪就據以駁正了譙周的《古史考》一百二十二條。此外，郭璞的《穆天子傳注》，干寶的《搜神記》，酈道元的《水經注》，司馬貞的《史記索隱》，歐陽詢的《藝文類聚》，李善的《文選注》，劉知幾的《史通》，李昉的《太平御覽》，王存的《元豐九域志》，羅泌的《路史》，胡應麟的《三墳補逸》，鮑彪的《戰國策注》和顧炎武的《日知錄》等書，都曾引竹書紀年》來說明歷史問題的，可見其史料價值之大。
其次，《竹書紀年》的發現，為整理戰國時期的古文字創造了條件。當時參加汲冢古文字整理工作的續咸，寫成了《汲冢古文釋》十卷，衛恒也著有《古文官書》一卷，并分析了同字異形的文字好幾百條，論證了秦朝統一文字以前，戰國古文是因時因地而異的。
《竹書紀年》，這部從墳墓里發現的珍貴編年史書，雖然史料價值很高，但同傳統的古史說法差距很大，反遭那些傳統派學者的非難和排斥，漸漸地不為學術界所重視。唐朝以后逐漸散失，至北宋末年已亡大半，南宋時就只存三卷了。但是，明朝嘉靖年間卻出現了一種分上、下兩卷的《竹書紀年》，即今本《竹書紀年》，內容跟古本有很大的不同，經清代學者考定是明代范欽的偽作。于是，學者們多方努力作古本的輯鐵工作，一時有關《竹書紀年》的著作就達十余種之多，最重要的是朱右曾的《汲家紀年存真》二卷。后來，王國維在1917年依朱氏原書作補充、訂正，成《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一卷，共得四百二十八條又作《今本竹書紀年疏證》，逐條指明今本偽托的痕跡。解放后，范祥雍于1956年出版了《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在朱、王二書的基礎上更加增補。1960年朱希祖的《汲家書考》出版，該書從來歷、文字、篇目和內容、校理年月、校理人物等五個方面，對汲冢書作了詳考，從而將對《竹書紀年》的研究推向了更系統、更全面的階段。

竹書紀年和史記 竹書紀年是誰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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