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我們是維持經濟的支柱，但在疫情下，我們得不到溫飽( 二 ) 隔離|失業率|新型冠狀肺炎

根據《青年報》的報道，上海交通大學調查，大學本科生平均投遞簡歷14.47份，獲得5.47個面試機會，獲取2.31份錄用通知，平均需要用時2.52個月；南開大學畢業生平均投遞簡歷31.62份，獲得10.28個面試邀請，收到錄用通知3.01個；華東師范大學畢業生平均投遞23.34份簡歷，平均每人獲得2.92份錄用通知。
而以失業率計算那些兩周內開始工作的人才算作失業者，如果按照這個標準，即便是上海交通大學這樣的名校，畢業生投遞簡歷包括拿到錄取通知，平均下來也需要耗費2.52個月。
因此，一些數據可以反映出一些問題，但也讓我們看不到問題的嚴重性，以及緊迫性。

而在最近，我們還宣布針對失業農民工將發放生活補助，還將為雇傭年輕人的企業提供補貼。
這個消息表明，問題也許比我們常人所想象的還要嚴重一些。
耶魯大學杰克遜全球事務研究生高級研究員斯蒂芬·羅奇說，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我們也曾提高了向農民工發放的失業補助。
羅奇還說：“這本身就是一個暗示，表明勞動力市場的這個臨時工部分有出現某種更大情況的可能，這很有可能是自2008-2009以來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
農民工作為一種“弱勢群體”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中，他們身處的位置則變得更加尷尬。
農民工通常住在公司的宿舍或簡陋的臨時搭建的板房里，而在工廠和工地停工后，許多人付不起房租（工地薪資都是年末發），或被困在工廠里，甚至還有些人睡在立交橋下或住在電話亭里。
以今天的00后、90后的人生際遇來看，他們之中可能從未有人睡過立交橋和電話亭。
這是新時代的“何以為家” 。

在上海這座2500萬人口的大城市，即使只有0.5%的人無法生火做飯，那么也有125000人面臨著溫飽問題。
餐廳服務員、工地農民工、工廠工人，這些崗位中，能夠具備生火做飯這個條件的，實在是少之又少，他們大多住著集體宿舍，疫情一旦發生，他們也只能吃泡面這樣的速食產品，很難吃到真正過“煙火”的事物。
而上海也曾承認，無家可歸者的人數封控期間有所增加。還有一位女士，在上海住著一平米二平米的電話亭無法離開，作為現代人，我們很難想象她是如何解決自己的衛生需求的。
也許，在極端條件下，這些都不重要。
但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是如何定義“極端條件”的呢？
昨晚筆者又去重溫了張宏杰所著的《簡讀中國史：世界史坐標下的中國》。里面有這樣一段話讓我久久不能平靜下來：

財政供養人數的擴張本身其實并不太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隨著人數的擴張，背后是腐敗的加劇。如此多的人拼命擠進官僚系統，并不是為了掙那份死工資，而是為了能獲得尋租的機會。

第二遍再讀這本書，無不感嘆歷史的輪回意義。數千年前的問題，時至今日依然是一個問題。
有些問題確實討論起來很敏感，但讀歷史的確可以讓我們深切明白，歷史的輪回意義和啟發意義，如何避免重走前人走過的誤區，這是今天我們應該去關心的。
從內心講，我會推薦大家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都去讀讀這本書，以歷史的視角去看待問題，跳出固有框架，我們會有不一樣的看法。
你會發現，根本不存在什么特殊情況和不一樣，作為人，用歷史的眼光去看一些現象你會發現，很多東西都是過去發生過的，都是過去已有過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