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文釗｜《昨日的世界》摘抄2-2( 二 ) |昨日的世界

為什么1939年的群眾不再像1914年的群眾那樣熱情奔放？為什么1939年的群眾僅僅是嚴肅地、堅決地、默默地、聽天由命地服從召喚？……答案是簡單的：因為我們1939年的世界不再像1914年的世界那樣具備那么多讓天真、老實的人信仰的東西。當時的老百姓還從不疑慮地信任自己的權威人物。
在意大利，在德國，群眾恐懼地眼望著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不知他又要把他們推向哪里？當然，他們不能反抗，因為這是關系到祖國的事。于是，士兵們拿起槍桿，婦女們讓自己的孩子出發(fā) ，但是不再像從前那樣抱著不可動搖的信念：犧牲是不可避免的。人民服從，但不會歡呼。人們走向前線，但不再夢想當英雄。各國人民和每一個人都已經(jīng)感覺到，他們只不過是犧牲品，不是為了世界上最愚蠢的政治，就是為了那不可捉摸的兇惡的命運威力。
在普通人的想象中， 1914年的戰(zhàn)爭被描繪成這樣：一次浪漫色彩的短途旅行，一場熱烈的、豪邁的冒險。甚至有一些年輕人真的擔心自己可能會失去一生中這件美妙和令人興奮的事。因此他們急急忙忙地跑去報名參軍，在開往葬身之地的列車上歡呼、唱歌。整個帝國的脈管里都激蕩著鮮紅的血液，頭腦發(fā)熱，希望急切。但是1939年的這一代人知道戰(zhàn)爭是怎么回事，他們不再自己騙自己。他們知道戰(zhàn)爭將延續(xù)許多年，一生中的這段時間是無法彌補的。
幾乎所有的德語作家，以霍普特曼和戴默爾為首的御用文人，相信自己的責任是，就像古老的日耳曼時代那樣，用詩歌和文字激勵奔赴前線的戰(zhàn)士要有犧牲的精神；把必要的死亡和戰(zhàn)爭的勝利唱成和諧一致的詩歌，在當時層出不窮。
但是，這種瘋狂最使人震驚的是，他們中間的大多數(shù)人都是誠實正直的……他們完全沒有想到，他們這樣干，背叛了作家的真正使命：作家是人類一切人性的維護者和保衛(wèi)者。
（恩斯特-利騷，《憎惡英國》）他是那首詩的悲慘的犧牲品，那首詩曾把他捧得很高，為的是以后把他摔得粉碎。
戰(zhàn)爭和理性與正常的感情是不相通的。它需要感情的沖動，它需要有為自己事業(yè)奮斗的熱情和對敵人的仇視。
……因此它需要人為的煽動，需要不斷地給人服“興奮劑” 。而這種刺激工作應該由知識分子——詩人、作家、新聞采訪人員來做。他們做這種工作時，有的心安理得，有的問心有愧，有的出于真誠，有的例行公事。他們既然敲起了仇恨的戰(zhàn)鼓，那么就得使勁地一直敲到每一個不抱成見的人耳朵直響，心臟打顫。
莎士比亞被趕出德國舞臺。莫扎特和瓦格納被趕出法國和英國的音樂廳。德國的教授們聲稱，但丁是日耳曼人；法國的教授們聲稱，貝多芬是比利時人。他們肆無忌憚地把精神文化財富像糧食和礦砂似的從故國抄來。那些國家成千上萬的公民每天在前線互相殘殺，這還不夠。他們還互相在后方辱罵、中傷敵國已經(jīng)死去的偉人——他們默默地在自己的墳墓已經(jīng)躺了幾百年了。
在1914年戰(zhàn)爭開始的最初幾個星期，要想和某個人進行一次理智的談話，漸漸地成為不可能了。最愛好和平、心底最善良的人，也像喝醉了酒似的兩眼殺氣騰騰。
于是出路只有一條：在別人頭腦發(fā)熱和亂嚷嚷的時候，隱居到自己的內(nèi)心和保持沉默。
為思想上的團結而奮斗
然而隱居到郊區(qū)也沒有用，氣氛仍然是壓抑的。從而使我意識到，在對方粗野咒罵的時候，僅僅采取消極態(tài)度、不參與其事是不夠的。再說，我畢竟是作家呀，只要在一個有審查制度的時代被允許的范圍之內(nèi) ，我就得說話，而且也有責任表示自己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