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明清印章款識中的技法論( 四 ) |黃牧甫|印章|款識|篆刻|明清

再如吳昌碩所刻“既壽”一印的款識中云：“閣臣仿漢鑄印。仿漢專（磚）文。俊卿。 ”印款中明顯說明此印仿漢代磚文。古代器物銘文上的文字對于印人們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文字庫。在當時復古思想的影響下，取法乎上，才能得乎其中，只有師法古人，才能使其印章高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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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亦有印人對同時代的印人印章文字進行運用學習，如趙之謙所刻“蕺子”一印的款識中提到對于鄧石如印章文字的學習：“完白山人為程易柴徵君刻葺郎小印。真斯篆也。為此。蕺子屬。撝叔作。 ”對古代印章及其他古文字的借鑒是當時的大潮流，但當時篆刻界一些著名的篆刻家的印章也有可學之處，為同時期印人學習古印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因為這些篆刻家的印章亦是學習古印的結果，只是其中滲透了個人對于古印的理解。
章法論
章法者，印章之布局也，即經營位置。印章章法是處理字與字之間的呼應、照顧等關系的方法。因此，疏密、奇正、朱白等皆屬章法，甚至印文與邊欄、界格的關系亦屬章法。印論中最早關于章法的論述源于吾衍《三十五舉》，其中有十二舉論述章法。如：“白文印，皆用漢篆，平方正直。字不可圓，縱有斜筆，亦當取巧寫過。 ”“朱文印，不可逼邊，須當以字中空白得中處為相去，庶免印出與邊相倚無意思耳。 ”“凡印文中有一二字忽有自然空缺，不可映帶者，聽其自空，古印多如此。 ”“三字印，右一邊一字、左一邊兩字者，以兩字處與一字處相等，不可兩字中斷，又不可十分相接。 ”
真正提出“章法”論并加以闡釋者是明周應愿，其《印說》云：“婉轉綿密，繁則減除，簡則添續，終而復始，死而復生，首尾貫串，無斧鑿痕，如元氣周流一身者，章法也。 ”周應愿謂“如元氣周流一身者” ，指出章法需“貫氣” ，實為智言。
在印章款識中也有關于印章章法方面的論述，誠如吳先聲所刻“幼嵐”印的款識中就對印章的章法問題進行論述：“古人作印不求工致，自然成文，疏密巧拙，大段都可觀覽。今人自作聰明，私意配搭，補綴增減，屈曲盤旋，盡失漢人真樸之意。時丁卯中秋前三月，吳先聲識。 ”吳先聲在印款中提到有關印章章法的排列布置問題，古人不講求工致、隨字賦形，而講求自然、疏密有致、巧拙相生；又對今人篆刻章法的不尊古法、私意配搭，對字形隨意增減、屈曲盤繞的問題進行了批評。從中可以看出吳先聲對于章法的審美觀——不求工致，講求自然，疏密巧拙合法度，盡顯漢人真樸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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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趙之謙所刻“清河傅氏”印的款識中提出了自己對章法的理解：“冷君制。撫漢人小印，不難于結密，而難于超忽。此作得之。 ”在印款中趙之謙提到摹仿漢人小印，其困難處不在于印章整體的結密，而在于印章精神的高逸。趙之謙在此處提到了印章的一個極高的境界——不在于形的仿效模擬，而在于神的自然高逸。
中國篆刻藝術是印章文字內容、篆刻技法、印章款識與印石的有機統一。印章款識不但具有敘事、抒情等作用，更重要的是反映出印人的印學思想。印章款識中的技法論傾注了印人對篆刻藝術的理解，同時也促進了篆刻藝術的發展。綜上所述，明清印章款識文獻中的技法論是篆刻藝術中重要的技法指南，不同時期的印人對技法論的認識也有所不同。總體而言，明清印章款識中技法論的發展是隨著崇古思想的發展向前推進的，由仿效論與字法論即可看出。刀法論與章法論是為所表達的崇古思想篆刻藝術所服務的。隨著印章款識文獻的挖掘與整理，人們對技法論的理解也會更加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