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歷史上,為何很少出現農民起義?( 二 ) _農民起義

而在這個過程中，饑餓的農民往往會揭竿而起，最終演變成大規模的起義力量或者選擇當土匪，造成社會秩序動蕩，嚴重點甚至可以顛覆一個王朝的統治。
而在歐洲，與中國的農民面對天災人禍的情況相比，歐洲的農民面對天災人禍時，是享有一定的保障的。
眾所周知，歐洲是以莊園經濟為主，莊園領主帶領著一些農奴，按照歐洲的慣例，農奴的基本權利是受到保護的，即使在最殘酷的中世紀，領主們也要保障農奴的假期。而在莊園之中，一個農奴家里的主要勞動力若是死了，按照當時的社會慣例，領主就要負責養活他的家人。農奴的孩子如果父母雙亡，莊園主就會成為他們的監護人。在天災人禍降臨時，莊園主要負責救濟農奴，發給他們糧食，讓他們度過災荒生存下去。可以說這是莊園主對農奴給他們勞動的一種回報。
在這種形勢下，保證了農民不會因破產失去土地，導致全家流離失所，成為社會的不安定因素。而且因為莊園本身所具有的性質，將農奴固定在了某一范圍內，導致除了本莊園內，農奴與其他莊園的來往幾乎沒有。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發生了大饑荒或者農民起義，很少演變成全國范圍內的破壞性力量。
所以說，過度汲取卻沒有相應的福利保障，導致農民起義在各個王朝都會發生，最終成了中國封建頻繁崩潰的主要原因。而同時期的歐洲在福利保障方面做得比中國古代封建社會較好，所以便很少產生大規模的農民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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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歐洲的農奴如果和莊園主之間發生沖突，可以向國王直接申訴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后，中國進入了高度的一元化社會之中，政府對老百姓具有高度的控制性。也正是從秦朝開始，歷朝歷代統治者對于如何更好地統治民眾，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但總體而言，這種控制都是趨于加強的，經過數千年的發展，最終在清朝達到了頂峰。
比如在乾隆時期，為了打擊百姓“越級上訪”，乾隆皇帝規定：“就算老百姓越級上訪成功，上訪者也會受到一定的懲罰” 。在這種情況下，農民被限制了“說話“的權力，他們成了”沉默的大多數“，只有在忍無可忍之時，他們才會自發性地聚集起來通過暴力手段向統治者示威。但不幸的是，這種抗爭成功的次數寥寥無幾。這種自發組織起來的抗爭行為，歷來被統治者視為大忌，他們對這種行為，從來都是嚴厲打擊，從不手軟。這就造成了老百姓面對欺壓他們的官吏或者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時，往往不敢去反抗，只能無限度地退卻或者無限度地忍讓。當這種退卻或忍讓達到一定的臨界點時，便會演變成大規模的暴力沖突。
而在歐洲，當農奴和莊園主發生沖突時，按照歐洲的契約精神，農奴可以向更上層的領主或者國王請愿，請求國王主持公道。而國王也樂意干預這種事情，這是因為歐洲的王權與中國的王權相比，權力并不是太大，國王需要依靠百姓的力量來與貴族博弈，而農奴的上訴正好提供了這種渠道。一方面國王利用百姓的訴求平衡了各方面的利益，另一方面百姓的利益訴求又得到了滿足。在這種情況下，歐洲是不具備像中國的封建社會一樣，頻繁地發生農民起義的條件。當然，也不是說歐洲沒有農民起義，只是相對于中國封建社會來說，次數更少一些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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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歐洲農民的負擔和中國農民的負擔相比，是比較恒定的中國封建王朝的滅亡，往往是由于到了王朝末期，朝廷加在老百姓身上的負擔越來越重，再加上各級官吏橫征暴斂，最終使得老百姓紛紛揭竿而起，共同起來反抗暴政。而在同時期的歐洲，因為西方農奴制下的農奴受契約保護，負擔要遠比中國農民的穩定。舉個簡單的例子，關于一畝地的稅收，一百年前收多少，一百年后還是按照原來的收取，并不會出現大規模的增或減。為了維護這種契約關系，歐洲的很多莊園都有自己的習慣法，這種習慣法經過數百年的發展，已經演變成了一種原則性的東西，其非常清楚精確地規定了每家每戶有什么權利、什么義務，每年交多少稅，都一清二楚，農奴所承擔的負擔是比較恒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