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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M1甲: 22、23玉鳥一對
右BRMI甲: 22長7.3、 寬4.1、厚0.15厘米
左BRM1甲: 23長7.3、寬4.1、厚0.15厘米
兩件:玉鳥為成對作品 。 青綠玉質 , 局部受沁白化 , 有朱砂等附著物 。 穿孔為程鉆單向打孔而成 。 兩件作品不論玉質和尺寸皆相同 , 究其原因 , 可知玉鳥的制作流程是先選取較厚的玉材 , 將單一玉鳥的外形完成后 , 再對剖分割成外形完全一樣的一對玉鳥 , 這種制作工序稱為“成形對開”法 。 由于BRM1甲: 23只完成外形和穿孔 , 且有明顯的片具切割痕跡 , 和BRM1甲: 22結合比較 , 恰可還原完整的制作工序 。 藉由觀察兩者可知 , 穿孔早于紋飾的制作 , 而且在進行紋飾制作之前 , 器表會先進行初步的平整拋光以利紋飾再制作 。 而由紋飾歧出段接、中間寬深、兩端尖淺的特征可知 , 此類紋飾皆以小型砣具琢磨而成 。 本對玉鳥同出土于墓主人右胸 。 相類的玉鳥在扶風北呂墓地M148中也曾發現 。 有關成形對開工序的討論 , 可參考本書專論 。
四 符號、原始文字與文明起源研究
《遠古文明的火花——陶尊上的文字》
邵望平 , 《文物》1978年第9期第73~76頁《大汶口文化討論文集》第237243頁齊魯書社1979年
【|文明起源?試論中國文字之起源】作者認為作為大汶口文化陶文的載體—-陶尊 , 是一種較為特殊的器物 , 從其出土的墓葬情況看 , 它似乎總與社會上受尊敬者、富人或權貴有不解之緣 。 陶尊并非日常生活用具 , 可能與死者生前的地位有關 , 更可能與祭祀和葬儀有關 , 是一種禮器 。 刻劃其上的文字往往與農具或天象有關 。 早在農業產生之初 , 人們為了定季節 , 就需要掌握一定的天文知識 , 但由于當時生產力十分低下 , 人們對自然現象還不能做出科學的解釋 , 因而總是想像出一種超自然的力量 , 奉為神靈 , 頂禮膜拜 。 到后來 , 隨著社會的發展 , 統治階級從自身利益出發 , 從事觀象授時 , 以利農業生產的發展 , 促使了天文學最早脫離萌芽狀態 , 作為一門學科獨立發展起來 。 據《尚書·堯典》記載 , 帝堯時已經有了專門的天文官負責觀象授時 , 羲仲在東方竭夷畼谷之地 , 專司祭祀日出 , 以利農耕 。 山東古為東夷之地 , 發現有關農具、天象文字的地方又在海濱 , 正與《堯典》的記述相合 。 陶文的出現 , 說明當時不僅有了記錄天象的社會要求 , 而且已見諸文字 。 說明社會上已經產生了既能祭天、觀象又能刻劃文字的“知識階層” 。 大汶口文化的陶文是閃現在我們眼前的遠古文明的火花 。 它出現的時間大體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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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中國文字之起源》
李先登 , 《天津師大學報》1985年第4期第75~79頁
文字的出現是人類歷史進人文明社會的標志之一 。 建國以來發現的早于殷墟甲骨文的資料主要有西安半坡等仰韶文化遺址、山東莒縣陵陽河等大汶口文化遺址、河南登封王城崗遺址、偃師二里頭等遺址以及鄭州二里岡等遺址出土的陶器上的刻劃符號 , 結合上述資料 , 已有不少的研究文章發表 。 本文作者對仰韶文化陶符與大汶口文化陶符進行分析后認為 , 漢字是由原始社會晚期已普遍存在的抽象的符號與概括式的圖形符號這兩種符號分化、質變加創新而產生的 。 符號與文字之間有聯系也有區別 。 符號不是文字 , 符號是文字產生的借鑒資料 , 文字產生后符號仍然存在 。 作者分析了登封王城崗遺址出土的龍山文化晚期陶器上的“刻劃文字”后認為 , 其已經不是符號 , 而是真正的文字了 。 這也是目前考古發現的確鑿的時代最早的文字 。 其絕對年代為距今4000年 , 屬于文獻記載的夏代初期 。 這也有力地證明了我國夏代已經有了文字 。 最后 , 本文結合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的社會發展情況進--步闡述了文字產生所必備的條件 。 即只有當人類社會發展到了對文字有迫切需要以及文字產生的條件已經具備之時 , 文字才會產生 , 這兩個方面缺一不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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