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東生：一生研讀“黃土” _黃土

春天的風沙讓城里人開始關注黃土。地理學界有這樣的說法：目前人類了解地球的自然歷史有三本書，一本是深海沉積物，一本是極地冰川，第三本便是中國的黃土。國際上認為，把黃土這本書念得最好的是中國的劉東生院士。
劉東生：天津葛沽人，著名古脊椎動物學家、第四紀地質學家、環境地質學家、高山和極地科學家，有“中國黃土序列的古環境研究之父”之稱。1917年11月出生于遼寧沈陽，1942年畢業于西南聯合大學地質學專業，現為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系中國科學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
【劉東生：一生研讀“黃土”】■破解天書，踏遍千溝萬壑為求突破黃土萬歲之謎
小學畢業后，劉東生第一次跨出家門到天津讀書，后來又從天津到昆明去上大學。在西南聯大，他原來是學機械專業的，學了近一年。一天，他無意中在《益世報》上看到一篇有關“論抗戰和鄉土的研究”方面的文章，這篇文章改變了他對自己專業的定位。“這文章是我后來的老師、中國古脊椎動物學專家楊鐘健寫的，文章講———只有了解自己的家鄉，才能談得上熱愛自己的家鄉。熱愛家鄉才有抗戰熱情，愛國就是愛自己的家鄉。”這篇文章給劉東生啟發很大，他想，自己從淪陷區跑到大后方，便是出于愛國，愛自己的家鄉。“家鄉的山山水水必須認識它，你通過什么認識呢？那就是地質學。通過地質去認識家鄉的美好，山是怎么形成的，水是怎么變化的。年輕時就這么一個挺簡單的思維，使我通過這篇文章萌生了轉專業的念頭。”云南秀麗的風景使劉東生更是對地質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于是放棄學習機械，改學地質學。“大自然不但美麗，而且有許多追求不盡的奧秘，促使我不斷探索。直到現在，我還常感覺到有很多新東西在等待挖掘。”正是這種執著的探索和奮發工作，使劉東生常常能發現一些新的東西，這種發現的過程，帶他進入到一個新的境界。
解放初期，劉東生和當時的地質學一起開始了轉型。當時，我國的地質工作者老老小小加起來不足150人，同時由于我國地質科學從誕生之日起就偏重于古生物的研究，有點兒“懸空”，為了滿足當時現實的迫切需要，很多地質工作者響應國家的號召，參加了三門峽水庫、龍羊峽水庫的壩址及金、銅、鎳礦的勘探工作。1954年，劉東生第一次參加了對黃土高原的研究考察，就在這次考察中，時年37歲的劉東生第一次認識了幾乎占據了他后半輩子整個生活的兩件珍寶———一是他始終為之傾心的黃土，一是他的夫人胡長康。
這年夏天，一個由古生物學、地質學等多位研究人員組成的綜合考察小組來到了河南省會興鎮。當時只有一條街的會興鎮，便是如今響當當的三門峽市。一天傍晚，一向干旱的會興鎮突然下了一場雨，空氣格外清新，考察小組的很多成員都出去散步，劉東生也跟著他們走了出去。突然，劉東生發現不遠處有一排排水平而整齊的燈光，對于一個黃土高坡上的小鎮來說，應該不可能是樓房，但這樣整齊的建筑又會是什么呢？這個問題讓劉東生整整一夜輾轉難眠，第二天起了一個大早，便順著昨晚看見的方向找了過去。
原來，昨晚劉東生看見的一排排燈光是從當地老鄉住的窯洞里發出來的。這里的窯洞跟城市里的樓房一樣，在同一個位置有好幾層，所不同的是，這些窯洞的房頂都是一片紅色的土和下層一片被老鄉稱之為“料姜石”的石灰質結合層，科學名稱為土壤層的淀積層，老鄉們就利用淀積層的堅固性來做了窯洞的頂，相當于天然的天花板。但是，讓劉東生感到奇怪的是，這樣的淀積層水平延伸得很長，而且一層層和黃土、紅色的土相間隔，三層窯洞都同樣是以料姜石做天花板，黃土做墻，紅色的土做地。這樣的結構引起了原本研究古生物的劉東生的極大興趣。于是，一回到駐地，劉東生便跑去請教土壤學家朱顯漠，朱顯漠院士告訴他，以前被楊鐘健先生稱為“紅色的土”這部分其實也屬于古土壤層。回去以后，劉東生便立刻展開了對黃土的研究，第二年便初步確定了我國的黃土有250萬年的歷史。
250萬年前，就在我國這片幾乎是寸草不生的黃土高原的位置上，還是一片美麗的草原，不時有暖風輕輕拂過。如果當時有人類的話，如果當時的人類就懂得享受的話，這里肯定是一片很好的棲息地。然而，上帝仿佛總是喜歡破壞一切美的景致，幾乎是一夜之間，一場接一場類似現在沙塵暴的風沙天氣把遠至中亞、近到我國新疆的沙漠和戈壁上的細塵全都吹了過來，最初來的時候，草原上的草還能攔住一些塵土，可是，這樣的塵土一年年越積越厚，再加上持續的干旱、半干旱，到后來，有時候一場大的風沙甚至能把整頭的牛羊埋住。“設想一下，如果每次這樣的天氣會帶來0.01毫米厚的塵土，每年十次便能積0.1毫米，十年1毫米，一百年1厘米，一千年10厘米，一萬年1米，到現在，黃土高原上最厚的地方已經深達250米，換一種說法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所見的黃土高原已經存在了250萬年，從地質上講，我國的干旱史也有250萬年了。如今，中國一代一代研究黃土的人們還在讀著黃土這本書，希望在解讀這本天書的過程中，能夠找到中國乃至全球環境、氣候演變的歷程和規律。”劉東生院士說。
50年代中期，中科院有個重要的研究項目是黃河中游水土保持問題。劉東生設計了大面積網格狀路線調查方案。這一方案一經提出，不少同志提出反對意見，認為人員力量有限，大面積網格狀的路線調查在交通不便、財力困難的情況下，可能會歷時長久而難以取得好的成果。他們認為沿西北———東南搞一條剖面調查就足以查明基本情況，兩種意見爭論不休。
當時，主管科研業務的是彭會，他雖不是學地質的，但經過深入調研、請教了很多專家后，認為劉的方案更能在理論與實踐兩方面取得成績，便做工作說服了持不同意見的同志，很快統一了思想。劉東生回憶說，這是一次向黃土進軍的誓師。就這樣，憑對科學工作的熱情，依靠兩條腿，各調查小組步行走完了每條路線。在黃土高原完成了東西與南北向行程上萬里的10條大剖面，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資料，為我國黃土研究走上世界舞臺邁出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