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陳淳：考古學更是了解過去普通人生活的窗口 _復旦大學

復旦大學陳淳：考古學更是了解過去普通人生活的窗口（圖/莫非）
據文匯報（任思蘊）：陳淳教授一直留意國外考古學術發展動態，重視譯介西方考古學經典著作。未來幾年，他將擔任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項目“外國考古學研究譯叢”課題的首席專家，為考古學領域的中西溝通付出更多努力。日前，陳淳就中外考古學差距、考古學理論與方法的重要性以及考古學在探索起源上的重要作用等問題，接受了本報采訪人員采訪。
考古學作為一門西學，在上世紀20年代被中國學界作為歷史學尋找地下之材的一門“不陳的工具”（傅斯年語）而引入。由于歷史原因，我國考古學長期在封閉狀態下發展，殷墟和周口店發掘以后，考古學與國外的聯系完全中斷。而西方考古學卻從未停止發展，尤其在1960年代，所謂新考古學在方法和理念上都發生了根本改變，被視為考古學領域的革命。1980年代，我國考古學逐漸與外界恢復聯絡，但基本上停留在西方早期文化歷史考古學的階段，如何與考古學前沿彌合就成為重大的問題。隨著中外交流的頻繁，不少國外考古學經典著作被陸續介紹進來，包括《當代國外考古學的理論與方法》、《考古學的歷史·理論·實踐》以及張光直先生1990年介紹給中國學界的第一本西方考古學理論著作《時間與傳統》等。遺憾的是，由于翻譯質量等問題，為數不少的中譯本國外考古學經典并未在溝通中西上起到應有的作用。
早在1980年代，陳淳就對國內考古學的落后情況有所了解。他曾在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師從中科院院士、著名考古學家賈蘭坡先生研究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碩士畢業后， 1985年，陳淳赴美國參加考古學年會50周年年會，深感仍停留在器物認識階段的我國考古學界和理念全新的西方考古學界差距甚大。1986年，陳淳赴加拿大麥吉爾大學(McGi l l Uni versi ty)人類學系攻讀史前考古學，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后任職于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
陳淳在加拿大留學期間深受他的老師、西方考古學理論權威布魯斯·特里格的影響，回國后一直強調考古學理論的重要性。此外，他也一直留意國外學術的發展，重視譯介西方考古學經典著作，包括曾主編文化歷史考古學創始人柴爾德的經典譯叢《歐洲文明的曙光》、《歷史發生了什么》、《人類創造了自身》、《歷史的重建》和《考古學導論》，翻譯特里格的《考古學思想史》第二版并重譯了他的《時間與傳統》等。未來幾年，陳淳將延續這項工作，主持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項目“外國考古學研究譯叢”課題，為考古學領域的中西溝通付出更多努力。
日前，陳淳就中外考古學差距、考古學理論與方法的重要性以及考古學在探索起源上的重要作用等問題，接受了本報采訪人員采訪。
我國考古學與學科前沿的彌合是個大問題
文匯報：您一直十分重視國外考古學研究論著的譯介。所付諸的努力包括主編柴爾德經典譯叢以及翻譯您的老師、國際考古學理論權威特里格教授的《考古學思想史》第二版和《時間與傳統》等。接下來主持的“外國考古學研究譯叢”課題也將延續這項工作。請圈點一下將要翻譯的考古學著作各自的特點？
陳淳：選題的考慮：一是洋為中用，國外經典的考古學著作和文章不少，我希望挑選一些符合國內實踐需要的作品；二是經典性，挑選的5本可以說是學習考古學和從事考古工作所需了解的標志性著作；三是科學性，這些著作在結合實踐時是經得起考驗的。
首先需要一本通識性著作，我選了科林·倫福儒和保羅·巴恩的《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2012年第六版）。這本書以追隨國際考古學前沿為特點，內容隨著國際上考古新發現、新問題而不斷更新，最新的第六版去年剛出爐。這本書具有教科書意義。
聚落考古目前在國內比較重要，因此選了戈登·威利的《秘魯維魯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態》。此書被認為是考古學自三期論以來最大的方法論突破。考古學有兩個轉折點，從考古學產生到威利的這本書，考古學主要是器物的研究；威利的聚落形態研究面世以后，考古學逐漸由器物的研究轉向社會變遷的研究，這是有里程碑意義的。
另外，要選戰略性研究內容的經典作品。考古學研究包括三大戰略性基石—人類起源、文明起源和農業起源。人類起源早了點，是屬于舊石器時代的內容。我挑的兩本，一本講文明起源問題，即埃爾曼·塞維斯的《國家與文明的起源》；另一本講農業起源問題，即肯特·弗蘭納利的《圭拉那魁茲：墨西哥瓦哈卡的古代期覓食與早期農業》。這幾本都是戰略性經典。弗蘭納利這本書運用系統論的最新理論進行研究，在國外評價很高，而且內容上注重理論實踐相結合，對中國的實踐操作很有幫助。
第五本是關于族屬的考古，即希安·瓊斯的《族屬的考古：構建古今的身份》。除了為史學服務之外，中國考古學長期以來的另一個明顯取向是，將利用考古學分辨民族身份視為重大使命，希望能將考古學文化與史前和歷史上的族群相對應。我們民族從何而來？我們祖先有怎樣的民族融合過程？等等。這些是我國考古學一直關心的問題，但在方法論上乏善可陳，對于文化和族群之間的關系也鮮有討論。這本書是英國曼徹斯特大學考古學教授希安·瓊斯以她的博士論文為基礎寫成的，回顧了如何從物質文化來分辨人群的身份，其中涉及到各種概念和方法的問題。譯介這本書對中國考古學的民族身份研究應該有非常重大的借鑒意義和參考價值。
文匯報：1980年代以來中國人文社科領域曾有過大規模學術引進，能否談談考古學領域的學術引進狀況？
陳淳：我國考古學也有過一個翻譯介紹西學的階段，我自己也翻譯過不少作品，北京考古所陳星燦和當時在國家博物館工作的曹兵武也翻譯過一些，但不是很全面，翻譯質量也有問題。很多人認為應該發展具有我國特色的考古學。其實，盡管考古材料不同，但是理論方法完全相通的。我們當前習用的方法也是從上世紀初西方引入的。現在“中國特色”有時成了拒絕接軌的一種借口。當然，語言的隔閡可能也是一方面原因，然后，傳統的考古學人已經習慣于自己那套思路。
考古學：張光直先生那一代學者在溝通中西上還是起過作用的。陳淳：對，那一代人起過很大的作用。我1980年代在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讀研究生的時候還碰到過他，當時有美國學者來訪問，讓張光直先生臨時充當翻譯。改革開放以后，張光直經常到中國來，但是我發現他在國外寫的文章和在中國的發言，講話風格不同。他也深知大陸學界有一些根深蒂固的東西，所以表達意見和批評時也有所保留。他一直想來國內開展一些工作，由于種種原因沒有太如愿。
文匯報：今天的中國考古學界缺少怎樣的理念和學術視野？與國際考古學發展現狀相比，我們的局限性何在？
陳淳：這個問題很復雜。中國考古學是在上世紀20年代由國外傳入的，傳入以后經歷抗戰、內戰以及建國以后的封閉時期，一直處于一種和外界隔絕的狀態。殷墟和周口店發掘以后，我國考古學的發展和國外的聯系完全中斷了。到1949年以后，也一直都是關門狀態，這門學科抗戰以后基本上和國外沒有交流，而國外的發展一直沒有中斷。到1980年代改革開放，這其中50多年隔絕造成的差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彌補的，所以我們當時甚至現在還在用國外1920、1930年代的方法。我們主要遵循以柴爾德為代表的文化歷史考古學，主要采用器物類型、年代學研究等這些方法，這些仍是現在大部分考古學報告中看到的內容。
1960年代國外考古學有很大的突變，即所謂新考古學，在考古學方法上、理念上都是一種根本的改變，被視為考古學領域的革命。國內一直采用的是西方早期的理論和方法，所以恢復交流和接觸后，如何與考古學前沿彌合就是個很大的問題。無論在發掘操作層面還是在學科理念上，我們都有距離。美國考古學家就曾批評夏商周斷代工程說，用的還是他們30年前的方法。
另外，國內考古學界很多從業人員本身受的專業教育基本上是類型學和地層學，沒有系統接受過當代理論方法訓練。國內也缺乏可以教授新的考古學理論方法方面的教材和課程。以前甚至現在，大部分大專院校的授課還是把中國的考古發現按照時間順序介紹一下，比如舊石器、新時期時代分別有什么遺址，出土了哪些重要文物。
如果這套編譯叢書能順利出版并被認可，尤其是如果能好好利用倫福儒和巴恩的那本書，應該會使現狀有改觀。
考古學要注重全方位的信息提煉
文匯報：在加拿大留學時，感受到國內外考古學發展的差距有多明顯？
陳淳：國內考古學落后的情況我很早就知道了。1985年我去美國參加考古學年會50周年年會，我看會上介紹的發掘過程和方法等，明顯感到國外的考古學和我們“完全不一樣” 。1986年，我赴加拿大讀博士，覺得西方考古學界已經有一套全新的理念，中國的考古學也不能一直停留在認識器物階段。
剛到加拿大時，我記得特里格上考古學思想史的課，是上給本科學生的課程，而我卻聽不懂，只能先錄音，回去后再補課，但是有些內容也很難理解。直到他的《考古學思想史》出版后，并閱讀大量其他文章，才慢慢能夠理解了。當時為完成博士論文，我的學習集中在專業上，即舊石器時代。論文完成后關注了文物保護、文化資源管理、考古學研究的戰略基石等其他內容。文匯報：在加拿大參加過考古發掘嗎？回國后是否在田野實踐中利用過新的考古學方法？
陳淳：當時有個同學在安大略的一個考古咨詢公司，我跟著他們跑田野，搞調查，對他們的一些田野操作也有些比較具體的體會。
我在國內參與的發掘主要是舊石器方面的，在山西、河北等地做過田野調查。1998年，我主持了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對河北陽原縣小長梁舊石器時代早期遺址進行了新一輪的發掘。這次挖掘將國際上最新的方法引入到考古田野工作中，是國內同類研究的一個新范式。現在，山東大學和美國學者合作開展的一些挖掘，中國社科院考古所與國外合作的一些項目也運用了新方法。但從全國來看，這不是普遍現象。
文匯報：談到考古學，不少人或許還是會簡單聯系到“挖掘”，這種認識和真正的考古學之間差距何在？我們如何正確理解作為一門學科的考古學？
陳淳：考古學是利用過去遺留下來的物質文化，來重建我們的歷史，了解我們人類從哪里來的過程。對公眾而言，考古學是象牙塔中的學問。歐美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意識到這個問題，逐漸形成公共考古學，即動用所有社會力量，包括政府立法，讓公眾能參與考古工作，提高他們對文化遺產的認識，積極參與到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中來。
中國現在也不鼓勵主動發掘，換言之，要為了未來而保存過去。在這樣的背景下，考古遺址到底挖還是不挖，需要有非常謹慎的思考。如果條件不成熟，就不要挖掘。在考古成果的展示上，也要考慮如何讓普通觀眾能夠盡量看得懂，在參觀過程中有所認識和增加樂趣。同時，考古學界和博物館學界也開始轉變職能。比如博物館不再只是為專家服務，更重視為公眾服務。中國目前也認識到這種趨勢。
文匯報：國內的考古成果展示依然是以“挖出珍貴文物”為標準。
陳淳：我們每年評比十大考古發現，基本是以稀缺性、轟動性為取向的。然而，考古學關鍵的問題還是信息的提煉。國外上世紀60年代就注重考古挖掘要全方位提煉信息。相比之下，國內的很多挖掘，最終形成的可能只是一份考古簡報，把挖出的東西簡單做個介紹。這樣的挖掘是很浪費的，因為遺址包含的信息沒有得到充分解讀和提煉，既然沒有充分的信息提煉，怎么可能有復原歷史的效果呢？而用這種基本材料做展覽，普通公眾就更加看不懂了。必須有充分的信息解讀，才能更好地作展示，否則展覽展出的還是一堆考古學專業以外的人都看不懂的器物。文匯報：考古學與人類學、社會學這幾門學科之間的關系特別近？
陳淳：在美國，考古學和人類學的關系比較密切，考古學專業都在人類學系中。信息解讀也是結合人類學、民族學來解讀。在舊大陸，主要是歐洲、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聯系緊密，一般被視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不是從人的角度，而是從歷史角度來解讀。后者的局限在于，歷史學往往是一些大事記的記載，而考古學其實和人的生活密切相關，所以從人的角度解讀信息更恰當。
歷史的材料是從上到下，關注帝王將相，挖掘出土的顯赫的東西也和上層有關，但大部分考古發掘出的都是最底層和最普通的東西。現在我們強調眼光要自下而上，這門學科其實是我們了解過去的一個窗口，尤其是了解底層和普通百姓的窗口。正如“英國考古學之父”皮特·里弗斯講，越普通的東西就越重要。
考古學不僅是復原歷史，還承擔著探索來源的期待
文匯報：您在教學中一直強調考古學理論和方法，《考古學理論》這本教材給很多初學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理論是否至今仍是國內考古學的軟肋？
陳淳：理論是一種邏輯性、指導性的科學思維。考古學也需要有方向和指導。有了理論就有了方向，對材料也有了闡釋方針。中國的大部分挖掘沒有問題指導意識，也缺乏探索性思維，看見什么挖什么，挖掘以后也不對材料進行充分解讀。這種發掘其實在解決問題上并不能發揮很大的作用。
在發掘遺址之前，我們應該想好，是為了解決什么問題，而不是用“挖了再說”的思路。而解決問題的思路是來自理論的，理論是一種認識論的思考，告訴我們根據目前掌握的材料，哪些問題還沒有突破，而接下來的挖掘可以提供什么。這樣的挖掘才是有價值的。
文匯報：現在考古學理論的發展情況如何？
陳淳：最先進的考古學理論還是在英美。理論的發展有幾個階段，起先是文化歷史考古學，用考古材料復原歷史，在英國興起；1960年代是實證論的方式，研究人類和社會怎樣發展，策源地在美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強調研究人類思想對文化演變的影響，主要策源地在英國。
文匯報：歷史學有時面臨“矛盾的陳述”，考古學在對歷史進行重建時，是否也會面臨“材料的矛盾”這種問題？
陳淳：有這樣的情況。考古學的麻煩在于材料的零碎和不完整性。比如墓葬盜完了，它所攜帶的那段信息就不得而知了。考古材料的保存和發現有幾率，所以還是有很大的偶然性的。
文匯報：即使基于民族、國家、種族等不同層面的身份認同，人類對祖先、來源等問題總是心懷好奇。對此，考古學是否承擔了很多期待？甚至甚于歷史學？
陳淳：考古學和歷史學在這方面不一樣。歷史學看重文獻記載，考古學（Archaeology）的詞根arch是探源的意思，即探索來源。為什么人類起源、文明起源、農業起源是考古學三大基石，也是這個道理。考古學不僅僅是復原歷史，還承擔著探尋來源的期待。人類從哪里來？國家如何起源？文明從哪里來？我們的農業從哪里來？探索所有事物的來源，這是考古學的重要作用。當然，探源的結果是可以編成歷史的，可以考古學是復原沒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也可以補充有文字記載的歷史。
文匯報：“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和“夏商周斷代工程”等工程的關注度很高。這類工程應秉持怎樣的立場取向？
陳淳：文明探源工程現在基本上還是以文獻為基準的。以夏商周工程為例，還是重視文字和文獻上的問題，比如武王克周、商王的譜系、夏是否存在等。其實，中原地區在夏商周三代開始形成的時候，周邊也有許多文明，這些文明是否也算中華文明的起源呢？它們雖然沒有文字記載，但是和三代文明一樣重要。因此，只根據文字來研究中原地區的文明是有失偏頗的，也不能只把精力放在有文字記載的地方。這就好像我們只注意被燈照亮的區域，但周邊沒照到的區域并非不存在。當然，現在慢慢也在展開對周邊文明的研究。中國特別強調考古學為史學做貢獻。西方考古學強調從物質文化中來提煉信息。有文字當然更好，但不能以文獻為出發點，或被文獻所左右。
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取向顯然會影響文明探源。有了事先設定的要求，研究者難免會預設傾向，并努力迎合。比如，測年有三個數據，那么在“把文明往前推”的預設之下，自然很可能傾向于選最早的一個。這樣的結果客觀嗎？科學研究如果沒有中立性，就很難保持科學性。日本就發生過為了把日本歷史往前推而文物造假的事情。
文匯報：國家和文明的起源常被一起提及？兩者的區別和關系如何？
陳淳：文明的定義差別很大，有器物標準、文字標準、社會標準等。早期摩爾根把文字看作是文明的標準，考古學上一般把青銅、城市和文字作為文明起源的標志。1960年代，人類學采用社會的標準，以有一個政府的國家的出現標志文明的出現，而這個國家可以有文字也可以沒有文字。由此可見，文明的起源是個很抽象的文化概念，現在普遍采用社會的標準，所以文明和國家的起源是放在一起。
而城市是社會發展的標志。農村是自給自足的形態，城市的出現是社會功能集中于一處—商貿、生產、交換、市場和管理等，這些功能本來是分散的，而社會復雜化到一定層次后，不同的村落、鄉鎮單靠它們之間的單向聯系已經不足以應付社會復雜化的需要，需要在中心地帶協調各個方面的功能，那么城市就出現了。城市起源有時候和國家起源是連在一起的。
文匯報：為何“農業起源”常常是被單獨提出來探討的？
【復旦大學陳淳：考古學更是了解過去普通人生活的窗口】陳淳：農業起源比城市起源和文明起源要早很多，農業是文明起源的基礎。農業起源研究人類馴化動植物，與植物學、環境學等自然科學關系更大。沒有農業起源，國家也不可能產生，國家和人口要靠農業來支撐。有了農業，人口會越來越多，社會會越來越復雜，人口很少或地廣人稀不可能出現國家。(ee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