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蟲老太太”尹文英高齡掛帥土壤動物學 _尹文英

尹文英正在檢查原尾蟲標本

尹文英和父親尹贊勛
她“偶然”發(fā)現原尾蟲，踏遍半個中國繼續(xù)尋找；她泡在魚池3年，承諾“治不好魚病賠錢”；她九十高齡仍親自指導研究生，“后繼無人是對歷史的犯罪”
周一早晨8：55，九十高齡的著名生物學家尹文英院士推開辦公室的門，換上做實驗用的白大褂，沖了一杯茶，稍事整理，準備就緒，正好9點整，和多年來一樣，她開始了一天的工作。
不了解尹文英的人，總會驚嘆于她的幸運，連她自己也承認，“這一生充滿偶然性” 。
偶然，降生在一個注重科學、主張男女平等的家庭；偶然，導師幫她定下終身從事的專業(yè)——生物學；偶然，遇到了帶她走上魚類寄生蟲研究道路的英國女科學家；偶然，她隨手搬起一塊石頭，發(fā)現了原尾蟲……
可對這個90歲高齡仍在辛勤工作的老太太來說，成功永遠不是“幸運”的簡單疊加。
當她在你面前，仍像個斗士一樣，激情昂揚地為促進新學科的發(fā)展而大聲疾呼時，你會發(fā)現，如果沒有內心的某種力量，再多的“偶然”，也激不起生命中如此壯闊的波瀾。
研究泥土里那些小小的昆蟲有什么意義？
尹文英會告訴你，“如今，土壤污染嚴重，但是土壤生物卻有監(jiān)測、指示、緩解和清潔污染的本領！因此，研究土壤動物學至關重要！ ”
尹文英，女，昆蟲分類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是中國魚病學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國現代六足動物（昆蟲）系統(tǒng)發(fā)生研究的開拓者。
她和同事們對近20種嚴重魚類病害提出了有效的預防和治理措施，為創(chuàng)建我國“魚病學”奠定了基礎。1963年，她發(fā)現了我國當時尚未記載的原尾蟲，除發(fā)表一個新科、18個新屬、140多個新種外，還提出了原尾蟲系統(tǒng)發(fā)生新概念，制定了新的分類體系，這是我國動物系統(tǒng)分類學領域的一項重要標志性成果，在國內外同領域產生了重要影響。20世紀80年代初起，尹文英積極推動和組織了全國性土壤動物學調查研究，為土壤動物學研究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人們說她有個“好爸爸”，其實——
科學家父親“袖手旁觀”只教她兩個詞受用終生
許多憑自己努力做出成績的名門之后，幾乎都會遇到同一個困擾——人們總是固執(zhí)地認為，他們的成就一定是來自于家長的助力，“贏在了起跑線上” 。
幾乎所有寫尹文英的傳記中，都會提到她父親，我國著名地質學家、古生物學家，中國科學院首屆學部委員（院士）尹贊勛。
這個出生在河北農村的女孩，六歲前都沒有讀過書，“當時的我就像路邊的一棵野草，任風吹雨打，無人理會” 。直到6歲時，父親尹贊勛從法國留學回國度假時，力排眾議，將她送進了私塾，而后又舉家遷往北平。通向世界的那扇大門，就這樣敞開了。
客觀地說，和當時大多數農村同齡女孩比起來，尹文英確實很幸運，如果不是父親的開明、有見識，她之后的人生可能遠沒有如此精彩。
少年時在北平，父親的同行隔三差五就會在家中舉行學術聚會， “其實我一點都聽不懂，但每一次都從頭到尾旁聽，就在這種氣氛下，我暗暗告訴自己，要做一個有學問的人。”
疼愛女兒的尹贊勛每逢節(jié)假日，就帶著她到西郊一帶的山區(qū)去觀察、采集，讓她能從小認識礦物、動物和植物，“他培養(yǎng)我從小喜歡觀察大自然，對日后從事生物學研究大有裨益” 。
而在走上工作崗位后，從頭到尾“袖手旁觀”的父親只是教會她兩個詞——
“那時中國的科技還很落后，大多數都是在模仿。父親就告訴我，要有獨立的思想，做第一手的科研工作，不要老是跟在人家后面模仿，也就是現在說的‘創(chuàng)新’ 。”
后來，尹文英在科研中，一直堅持“創(chuàng)新”的治學理念，她曾說：“不論做什么工作都要有新意，特別是科學研究，如果工作中始終按照一套模式、一套方法、一個思路去做，得到與前人一模一樣的結果，這豈不成了工廠生產，而不能算作科學研究了！ ”
父親教會女兒的第二個詞，是“準備” 。
“他經常說，不打無準備之仗，這句話對我影響很大，后來無論做事、做人、做學問，我都會事先做好準備，計劃得比較周全。比如我負責牽頭開展土壤動物學研究，是個涉及100多位科學家的大項目，在此之前我花了一年時間準備，從工作思路到方法，到怎么和外國專家交流等等，統(tǒng)統(tǒng)都做好計劃。其實我沒有什么本事，也不善于言談，能夠做好這項工作完全在于事先充分的準備。”
這對舉世聞名的科學家父女，父親從不過問女兒的研究，女兒亦從不撒嬌抱怨工作的辛勞。這是父女間的默契。
人們叫她 “幸運兒”，其實——
“偶然”發(fā)現原尾蟲后踏遍半個中國艱辛尋找
人人都希望自己是個幸運兒，可如果幸運之神指明的方向，卻并非是自己的主觀意愿，那這還算不算是一種幸運？
如果單是看尹文英的“大事年表”，很多人會說她是個十足的幸運兒。
考大學時她選擇的是地學系，“指不定能發(fā)現個金礦銀礦，能夠使得國富民強” 。可沒想到時任理學院院長兼生物系主任的歐陽翥教授賞識她的才學，也沒問她同不同意，大筆一揮就把名字勾到了生物系的名單上。就這么偶然，尹文英與生物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臨近畢業(yè)時，英國魚類寄生蟲學家史若蘭教授正巧應邀前來訪問，生物系畢業(yè)生中只有尹文英一個女生，被安排作為接待，也因此獲邀成為史若蘭的助手，將魚病研究作為自己的專業(yè)方向。
而尹文英最重要的成就——“在中國科學記載原尾蟲”，更是“幸運兒”的典型案例。
原尾蟲體長只有0.5-2.0毫米，又生活在土壤中，眾多專家學者尋找多年無果。
1963年夏，丈夫夏凱齡所在的中科院上海昆蟲研究所赴浙江天目山采集昆蟲。尹文英當時從武漢調來上海，等待分配工作，便應楊所長之邀一同前往。其他人都漫山遍野采集去了，尹文英獨自坐在樹下，隨手翻開石頭，在褐色的泥土中發(fā)現有一個小小的白點在蠕動。她靈機一動，拔下一根頭發(fā) ，沾上點口水，將它粘了起來，并小心地放進采集瓶中。就這樣，那幾天她采集到了20多只同樣的小蟲子。通過顯微鏡下觀察鑒定，這些小生命竟然就是原尾蟲。
著名原尾蟲學家今立源太良曾經回憶：“紅華蚖可能是迄今已知原尾蟲中最原始、最有興趣的種類，尹在1965年發(fā)現了它，是原尾蟲研究歷史上最為激動人心的事件” 。
尹文英傳奇般地發(fā)現了我國最早進入科學文獻記載的原尾蟲，也因此被邀請留在昆蟲所繼續(xù)研究，從此，她的科研之路也轉到了昆蟲學領域。1983年，她又大膽地提出了與前人完全不同的原尾蟲系統(tǒng)發(fā)生新見解：無氣管系統(tǒng)的蚖目種類是較原始的，而有氣管系統(tǒng)的古蚖和華蚖則是較為特化的類群。這一觀點已被國際上有關學者普遍接受。
人生中的關鍵幾步，都冥冥中有如神助的“天賜良機”，誰能說這不是一種幸運？
可尹文英偏偏就不認同“幸運”這個詞，她更愿用“偶然”來形容自己的際遇。“我的一生都充滿偶然性” ，老太太思索往事，輕輕地說。
如果用現代職場人的眼光來打量，似乎每一個關鍵的轉折，都非出于尹文英的“主動意愿”，反倒有更多“被選擇”的意味。這或許也是她不愿用“幸運”形容自己的原因之一。
有沒有過后悔的時刻？
“我們這代人，責任感都很強。”尹文英想了想，“分配給我的工作，不去考慮喜不喜歡，反正一定要干好。”
當年被分配到生物系，每年都有殘酷的淘汰制，四年下來同年級12名學生只留下了一半，而她始終是其中讀書最用功、成績最優(yōu)秀的那個；被史若蘭教授慧眼識中后，這個嚴肅的英國女科學家在科研上的要求近乎嚴苛，對任何艱難險阻都視若無睹。尹文英一咬牙，“絕不能叫苦！ ”
【“昆蟲老太太”尹文英高齡掛帥土壤動物學】發(fā)現原尾蟲后，尹文英踏遍了大半個中國的山嶺野地尋找它們，北到中俄邊境、中蒙邊境，西到青海，南到海南島，先后找到了160多種原尾蟲，包括140多個新種，她在電子顯微鏡下走進原尾蟲的世界，大膽提出“原尾蟲是不是昆蟲？”的學術問題，成為世界公認的4位最有成就的原尾蟲學者之一。
盡管她已是名滿天下的院士，但以九十高齡，仍在為更多土壤動物們“著書立說” 。
“她認為自己的成功是偶然，可你要是看到她搞科研時的那股認真勁兒，就知道，這是一種必然！ ”尹文英的學生對此堅信不疑。
成功，永遠不是“偶然”的簡單疊加，如果沒有內心的某種力量，再多的“偶然” ，也成就不了“幸運” 。
人們只知道她是昆蟲學家，其實——
3年赤腳泡在魚池里她立下保證書為魚治病
現在多數“圈內人”都知道，尹文英是著名的昆蟲學家，但許多人也許不清楚，她原來還是一名優(yōu)秀的魚病學家。正是通過她和同事們的努力，找到了我國淡水魚類病的防治方法。
1953年初，她被派往我國當時最主要的淡水養(yǎng)魚區(qū)——浙江湖州，籌建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菱湖魚病工作站。
當時我國主要飼養(yǎng)的魚種為草魚、青魚、鰱魚、鳙魚，這些都是中國特有的魚種，與歐、美、日等國家的飼養(yǎng)魚類完全不同，因此沒有可以借鑒的國外資料，必須獨立思考。為了探尋魚類病因，凡是魚池的浮游生物、魚體寄生的原生動物、蠕蟲、甲殼動物等，都成為了她和同事們研究的對象。
他們租了十幾個魚池，常常赤腳踩著泥濘，在魚塘周圍觀察魚類生長情況，有時還得打撈浮上水面的病魚，放在顯微鏡下解剖觀察，分析致病原因，更需深入研究魚的發(fā)病規(guī)律等。天還沒亮就要起床，深更半夜才能入睡，這一干就是整整3年，每年才能回一次家。
除了魚病防治實驗研究外，他們還需要為當地農民養(yǎng)的魚上門出診，“當時農民不相信我們的技術，我們還要寫保證書，保證把魚治好，萬一魚死了還要賠償。”
漸漸地，工作站的口碑建立了起來。尹文英和同事們先后發(fā)現并推廣了青魚腸炎病、赤皮病、小瓜蟲病等近20種魚病的有效治療方法。在分析總結大量科研數據的基礎上，制訂出了“三消四定（三消：清塘消毒、魚種消毒、餌料和食物消毒；四定：即四定投餌：定質、定量、定時、定點）”的有效防病養(yǎng)魚措施，并在理論聯(lián)系實際的基礎上，大膽地提出“防重于治，無病先防，有病早治”的工作方針。
就是這樣一套既有創(chuàng)新又具實效的防病養(yǎng)魚措施和操作上的具體做法，很快被全國各養(yǎng)魚區(qū)推廣使用，成為當時我國淡水養(yǎng)魚科學操作規(guī)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對我國淡水養(yǎng)魚業(yè)的持續(xù)發(fā)展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創(chuàng)造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在此后逾15年的時間里，尹文英一直從事魚病防治及基礎病理學、生理學及流行病學的科研工作，為創(chuàng)建我國“魚病學”奠定了基礎。
人們以為她整天埋頭搞研究，其實——
九十高齡指導研究生“后繼無人是犯罪”
人們往往津津樂道于尹文英發(fā)現原尾蟲的傳奇與幸運，以及她在我國昆蟲學領域做出的科研貢獻。但作為一名卓越的科學家，尹文英絕非“兩耳不聞窗外事” 。相反，她在社會工作、人才培養(yǎng)上的貢獻，并不亞于在科研上取得的成果。
“文革”結束后，迎來了“科學的春天”，科學工作者滿腔熱情，許多優(yōu)秀的科研成果開始涌現。在昆蟲學領域，因《昆蟲學報》版面有限，要發(fā)表一篇論文，最短也要等上一兩年。考慮到這一現狀，尹文英曾向所領導建議，昆蟲所應該主辦一份專業(yè)學術刊物，并得到了所長的贊同和支持。
經過所領導班子研究同意，創(chuàng)辦一個能夠及時匯集昆蟲所科研人員以及與合作單位科研成果的學術年刊（后定名為《昆蟲學研究集刊》），一年出版一集，公開發(fā)行。
設想很好，但要真正創(chuàng)辦一個刊物，談何容易？因當時出版系統(tǒng)已放開，純學術性刊物發(fā)行量有限，經濟效益不大，出版社都不太感興趣。
正在大家納悶無奈之時，尹文英又主動請纓。在她的不懈爭取下，事情終于有了轉機。尹文英清楚記得：當時有位出版局領導當場拍板，并指定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負責。就這樣，《昆蟲學研究集刊》正式創(chuàng)刊，前后共出版了11集，發(fā)表了昆蟲研究所在昆蟲生理、生化、生態(tài)、毒理、病理及昆蟲分類等方面近300多篇有質量的學術論文，深得國內外同行好評。
尹文英的責任感和事業(yè)心也體現在對年輕科研人才的培養(yǎng)上。
“文革”后，中科院恢復招收研究生，尹文英是恢復招生的第一批導師。在以后長達20余年中，她先后招收碩士6位，博士10位，博士后2位。
為了把這些年輕人培養(yǎng)成才，尹文英付出了辛勤的汗水。1990年她被評為中科院優(yōu)秀研究生導師。80多歲時，尹文英還在親自培養(yǎng)研究生，每周至少安排一次與研究生學術交流或科研談心。如今，已是90高齡的她，仍會每周來所里上班，對年輕科研人員給予殷殷指導。為了節(jié)約時間，她總是自帶簡易中飯，用微波爐加熱即食。
已是耄耋之年的大專家了，為何還要親自培養(yǎng)研究生？
尹文英的回答很干脆：“昆蟲世界大得很，昆蟲專業(yè)人才非常缺乏，尤其是創(chuàng)新型人才更要多培養(yǎng)；后繼無人是我們對歷史的犯罪！ ”
人們以為她到了頤養(yǎng)天年的境界，其實——
“昆蟲老太太”不淡定為土壤動物學奔走吶喊
90歲高齡，被后輩們親昵地呼作“老太太”，該是可以頤養(yǎng)天年、看開一切的時候了吧？
可仍有一件事，讓尹文英不淡定，讓她73歲時仍愿意掛帥上陣，不僅牽頭組織，更是親赴第一線考察調研；讓她在90歲高齡時仍牽腸掛肚、奔走呼吁。
“土壤動物學真的很重要，可是我們的研究基礎太薄弱了！ ”尹文英幾乎要大聲疾呼，“現在一切的污染幾乎都和土壤有關，海洋污染大多來自于陸源污染，空氣污染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土地受到污染后繼而污染空氣，土壤污染嚴重，但是土壤生物卻有監(jiān)測、指示、緩解和清潔污染的本領！土壤生物的研究是農業(yè)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基礎，也是環(huán)境科學發(fā)展的基礎。”
最初，尹文英是基于研究原尾蟲時，順帶對土壤中其他五花八門的小蟲子產生了興趣，“多到簡直不知道有多少種類，我就很有興趣，想知道這些小蟲子在土壤里有什么作用。”
之后，她發(fā)現，土壤動物學的價值遠遠不止于此。
“在土壤中生活著的多種生物，對土壤的形成、發(fā)育、物理結構、化學性質和有機物的分解等起著重要作用，使土壤成為具有生物活性的活體，持續(xù)地為人類提供肥源，因而被看成是一類特殊的生態(tài)系統(tǒng) 。”
歐美學者100多年前就認識到了土壤動物和土壤微生物一樣，是活化土壤物質循環(huán)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開始了土壤動物的研究。可直到20世紀80年代，我國土壤動物學研究仍是很薄弱的學科。
為此，90歲高齡時，她仍然在為這個學科的發(fā)展奔走吶喊。
1982年，尹文英聯(lián)合復旦大學和華東師范大學的有關學者，邀請全國10個省市的有關專家參加交流，推動該學科的發(fā)展。1987年-1991年，在天目山、衡山和岳麓山等地定點、定量、定期進行了土壤動物的調查研究，從近10000個土壤樣品中，收集到30萬號標本。標本涉及8個動物門、20個綱、71個目的600多種動物，聘請國內外專家共同鑒定，并于1992年主編出版了《中國亞熱帶土壤動物》一書，這是我國第一本有關土壤動物的專著。
1993年，她又聯(lián)合國內外有關專家，開展“中國典型地帶土壤動物的研究”項目。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工程，他們選擇了高寒草原區(qū)、溫帶林區(qū)、暖溫帶林區(qū)、中熱帶雨林區(qū)和北熱帶滇南河谷區(qū)等五個典型地帶，同步進行調查研究和分析比較。此外，在溫帶（長白山）、亞熱帶（杭州）和熱帶（海南）同時進行土壤動物生態(tài)學方面的試驗研究；并在我國中部進行重工業(yè)污染和農藥污染對土壤動物的影響及對策等的調查研究。
這個項目的完成為《中國土壤動物檢索圖鑒》和《中國土壤動物》兩本專著的出版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同時對我國土壤動物學的建立和深入發(fā)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之后，由于種種原因，課題研究沒有再進行下去，尹文英多方呼吁，最終也無功而返。
回想起此事，老太太仍不禁說：“我也不是為了個人的名利，那么大個工程，百把號人合作，誰有名?。≈皇竅胩ぬな凳滴寥藍镅芯孔齙閌?。”
今年春節(jié)前，尹文英研究組又被邀作為開展土壤動物學研究的牽頭人之一，亟需購買儀器設備和邀請專家學者重新進行研究部署。
這時，她已九十高齡。
“經費不是問題，儀器設備也可以購買，可是當年一起參加研究的專家學者們， 20多年來幾乎都退休了，或是轉攻了別的研究方向，現在能邀請到的已為數不多了” 。
尹文英的語氣中，多少有些落寞。但，又很堅決。
那些年父親教會她的事
采訪前，尹文英的學生悄悄提醒我，“老太太跟父親的感情很好，但她不喜歡別人一再提及這點，以為她有所成就都是靠父親的幫助或提攜。”
沒錯，尹文英有足夠的理由 “拼爹” 。那個名滿天下的地質學家本可以為女兒安排一份穩(wěn)定而舒適的工作，或者讓她作為自己學科的傳人，或者 “托關系”“打招呼”……總之，有無數個辦法能讓她的成功更快、更早、更容易。
可父親只對女兒說，“一切全要靠自己。”
“父親很嚴肅。說實話，我很怕父親，他在做什么、想什么，我一點不知道，也不敢問。平時的溝通全靠通信，只談工作，不聊家常。”
在尹文英看來，父親對自己的 “幫助提攜”，就在于鼓勵她讀書，帶她在山野間培養(yǎng)對自然的興趣，長大后教會做科研的態(tài)度與精神。
其余的，就靠自己打拼琢磨吧。
她知道，父親總在背后默默關注著自己，他從不過問女兒會不會栽跟頭，有沒有受苦，因為他知道，那是科研道路上必經的傷痛。
直到有一天，女兒可以自豪地告訴父親，“你教我的，我一直銘記在心，而且受益終身。”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這些最簡單又最深刻的道理，是讓孩子一生受用不盡的財富。

新聞晚報李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