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盡頭的比利時人 _世界

30多年來，比利時聽眾每周日上午都能通過電波收聽到他的一檔直播節目——“世界盡頭的比利時人” 。該節目以連線方式，讓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比利時人講述他們在異國他鄉的所見所聞所感，在比利時擁有大量的忠實聽眾。采訪人員幾年前曾受邀在阿德里安的演播室與在北京的比利時人連線，聯合制作過一檔“生活在中國的比利時人”節目，并在錄制過程中和阿德里安熟識。不久前，年逾六旬的阿德里安向采訪人員講述了他創辦該欄目的歷程。以下是他的講述：
我出生在比利時南部的圖爾奈市，那里曾經是一個重要的歐洲中心城市，老城區保留著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教堂和鐘樓。我父親是職業軍人，除了比利時，他在德國和希臘克里特島長期駐扎。我從小跟隨父親在海外生活到18歲，接受的是歐洲各地的“流動教育”，也許正是這種經歷讓我與眾不同。我的母語是法語，也能講弗拉芒語、德語、希臘語和英語。
18歲那年，我回到圖爾奈學新聞。上學期間，學校成立了一家小小的“自由電臺”，學生們利用周末和假期做廣播節目。1985年， 25歲的我進入比利時國家廣播電視臺，一晃已經快40年了。我入臺后就提議開設一檔介紹現實生活的節目。為什么？實際上，我在學校做“自由電臺”時就到大街上采訪，聽人們發表各種各樣的意見，按照新聞術語就是現場新聞報道。進入國家廣播電視臺后，臺里讓我每天早上6點播新聞。我覺得只播新聞太枯燥，提議周日的節目做現場報道，比方說到市場、農莊、面包店采訪。臺里同意了我的請求。有一個周日，我在瓦隆大區的納穆爾市附近一個國際電話交換站采訪。工作人員對我說，你可以在這里往世界任何地方打電話，免費！試想，那是30多年前，沒有手機、網絡，通信也沒有現在這么便利。打電話不要錢，隨便打，想都不敢想。我于是在節目中告訴聽眾，如果你們有好線索，我可以讓你們和“世界盡頭”的親人、朋友免費通話。我的采訪就是在交換站為他們把線路連接上，穿針引線，讓電話線兩頭的人講述各自的故事，這就是“世界盡頭的比利時人”的起源。
當然，現在是我在演播室連線。我一般在演播室請一兩位嘉賓與“世界盡頭”的比利時人對話。此外，每年我到世界各地做10期現場采訪。我的選題盡量與現實靠近。比方說，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我就采訪了身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比利時人，讓他們談當地的疫情和防疫情況。去年東京奧運會期間，我連線了在東京的比利時人。有一年，澳大利亞發生森林火災，比利時政府表示愿為澳滅火作貢獻，我便連線了澳大利亞。當然了，我的宗旨還是講述那些勇于到世界各地冒險的比利時人和來比利時生活、工作的外國人的故事。我很幸運生活在“世界都市”布魯塞爾，在這里可以遇到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工業革命以來， “歐洲中心論”縈繞不散，但歷史在前進，世界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我不希望歐洲人仍以自我為中心。我試圖擴大采訪的“扇面”，介紹更多的國家、更多的職業、更多的人，讓世界了解比利時，更讓比利時人開拓視野，看到外面豐富多彩的世界，知道生活在“世界盡頭”的人們的所思、所想、所為。
【世界盡頭的比利時人】比利時經歷過許多風暴，現在仍在經歷著風暴。我的節目或多或少讓比利時人產生了愛國主義情懷。我的節目將不同地區的比利時人凝聚在一起，通過他們的故事展現比利時人在世界各地的奮斗歷程。比利時人口超過1100萬，但在海外就有60萬比利時人。我的節目中經常出現感人的故事。比如一些多年沒往來的人在節目中開口相互問候、被收養的孩子長大后見到了親生父母等。在我采訪過的人中，有的連續30年給我寄圣誕賀卡，我們之間的關系已經超過了采訪人員和采訪對象的關系。還有人給我發信息說， 20年前他的父母在某個國家和我做節目，他那時還是孩子，但記憶猶新，恍如昨日。還有人告訴我，是我的節目開拓了他的視野，給了他闖蕩世界的勇氣和信心。
20世紀80年代之前被稱為歐洲的“黃金年代” ，經濟危機沒有現在這么嚴重，沒有難民潮，沒有高失業率，氣候變化還不是人們談論的話題。現在我們處在一個消費社會，人類對大自然的盲目索取是很多問題的根源。我到過世界許多地方，但還沒有去過中國，兩年前請您做的中國節目算是我和中國的第一次親密接觸吧。我對中國的認識基本上來自埃爾熱所著《丁丁歷險記》中的描述。我上學時也沒有關于中國歷史、地理和文化的課程。對比利時來說，中國太遙遠，太大了。我最大的夢想是去中國做檔節目，把真實的中國介紹給比利時人。
《光明日報》（ 2022年08月16日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