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并非中華民族“圖騰”——兼與孫東川先生商榷 _神秘

據中國社會科學報：孫東川《龍與Dragon不能混為一談》（《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8月12日）一文認為，“龍是中華民族的圖騰，中國人是‘龍的傳人’ 。而西方的Dragon是邪惡與兇殘的象征。為龍正名，既關系到中國傳統的現代解讀，也關系到中國文化的世界形象” 。筆者認為，龍既不能象征和代表中國傳統，更非中華民族圖騰，無須在此問題上糾結。
史前考古出土的龍不是圖騰
中國史前考古出土的動物圖像，學者認為是龍或與龍有關者涉及十幾種考古學文化，不到中國新石器考古學文化的1／3 。
除內蒙古中南部、西遼河流域前6000—前2000年每個千年紀都發現“龍”圖像外，其他地區僅在個別地方、個別時代發現個別類似的 “龍”圖像。尤其是被視為中華民族發祥地、龍的發祥地的黃河流域，少見“龍”圖像：仰韶文化半坡類型沒有龍圖，廟底溝類型也罕見；對中國史前文化及先秦文化影響很大的山東及黃河中下游以南的廣大地區迄今未見。
根據目前研究，史前最典型、最重要的一些“龍圖”，其寓意與二十八宿體系四宮星象中的東宮蒼龍一致，如濮陽西水坡第一組蚌圖、內蒙古趙寶溝文化陶器上的龍紋。
史前考古所見人、龍關系，主要表現的是人對龍的控制，如西水坡第一組蚌塑龍、虎位居死者身體兩側，象征東西二宮星象；第三組蚌塑龍、虎則是人騎龍；浙江余杭反山出土良渚文化玉器中有神人握兩鳥首龍圖像，這些都與圖騰無關。相反，它們表現的是人或神對龍的控制、駕馭，與龍作為天文歷法、東宮七宿的象征（物象）是吻合的。
夏商周—秦漢時期龍不是圖騰
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自夏朝開始，歷夏商周、春秋戰國至秦漢。自漢代劉邦開始，皇帝才自比或他稱為龍、“真龍天子”，但這與中華民族圖騰并無關系。
所謂圖騰，來自印第安人奧吉布瓦人語言“totem”，意即“他的親族” 。按圖騰學邏輯，夏人的圖騰可能有蜥蜴（顧頡剛考大禹即蜥蜴）、大魚和黃熊（禹父鯀即一種大魚，《左傳》等說鯀死化為黃熊）、流星和薏苡（《史記》說禹母修己見流星吞神珠薏苡而生禹）、石頭（《淮南子》等說禹妻涂山氏化為石頭、石破而生啟）、龍（《楚辭》等說大禹治水有應龍）等。這些神話、傳說，都無法證明龍是夏人的圖騰。
據“圖騰”理論，商民族圖騰是玄鳥或燕子（《詩經》、《楚辭》、《史記》都有相關資料），周人圖騰是巨人（《詩經》、《史記》記載周人始祖棄乃其母親踩巨人腳印懷孕所生）或者神龜（《國語》“我姬氏出自天黿”）。但商代早、中期青銅器很少以鳥作裝飾主題。而西周早、中期青銅器鳳鳥紋大量出現，稱為鳳紋時代；“天黿”常見于商代銅器。商人“圖騰”大量見于周代而非商代，周人“圖騰”常見于商代而非周代。
夏商周—秦漢器物有不少龍紋圖像，根據文獻和傳說中夏商周的族源資料，無法證明其為圖騰。在春秋戰國與秦漢文獻、龍紋圖像和傳說資料里，龍常常是被神人或帝王掌握、驅趕、騎乘的動物。至于殺龍、射龍、養龍、馴龍、吃龍肉之類，先秦文獻到歷代文學作品史不絕書。夏商周三代，夏的族源最可能與龍有關，但《山海經》說大禹殺九首人面蛇身（龍身）之相柳氏，《左傳》講劉累幫夏帝孔甲養龍，還偷偷把死了的龍做成肉醬給夏帝吃。
中國民間沒有把龍視為圖騰
中國民間對龍的情感通過兩項傳承久遠、影響巨大的民俗活動反映得淋漓盡致：一是劃龍舟，二是舞龍。它們表明，龍只是普通勞動者節慶、歡樂時的載人工具或玩樂對象，與圖騰、祖先概念背道而馳。由于自秦始皇、劉邦開始龍成為帝王的象征性符號，它在民間才獲得攀附價值。
“中華民族”是由漢族等56個民族共同組成。他們有些崇拜龍，有些不崇拜龍而崇拜其他物象，如學者認為彝族圖騰有虎、葫蘆，苗族圖騰有楓樹、水牛、蝴蝶；白族圖騰有虎、雞、魚等。無論其是否是圖騰，都不能證明龍是中華民族的圖騰。
【龍并非中華民族“圖騰”——兼與孫東川先生商榷】傳說“三皇五帝”為龍身龍子，是古人對遠古帝王的美化、神秘化，從文化角度看也沒有考古學、民族學依據。“歷代帝王都是龍的化身”，反映了秦漢以后統治者自我神秘化、神圣化便于統治立威，無關中華民族圖騰。按照圖騰邏輯，中華民族圖騰應是鳳鳥，史前文化對鳳鳥的崇拜遠甚于龍，“三皇五帝”大多與鳳鳥有親緣關系，商人、秦人等傳說中都明確其祖先是鳳鳥。（作者：王先勝單位：重慶文理學院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