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斯蒂芬·茨威格誕辰140周年｜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精神流亡者( 二 ) 誕辰|奧地利|藝術|意義|歐洲

于是，我們看到成年后的茨威格從維也納走出，邁向廣闊的世界。他在歐洲各國自由往來，在世界各地無拘無束的旅行，過著一種世界性的生活。在薩爾斯堡城卡普齊納山上的家中，茨威格接待來自世界范圍的各界精英——包括著名作家高爾基、羅曼·羅蘭、詩人里爾克、心理學家弗洛伊德、音樂家理查·施特勞斯等等，他將這座山居稱為“一所歐洲人的房子” 。在此，他們暢談理想、藝術與人生，度過了一生中最美好而愉快的時光。茨威格的國籍是奧地利，他用德語思考和寫作，但他同時精通多國語言，他的心靈超越了民族、國家和語言，他屬于全歐洲，屬于全世界。
就這樣，在茨威格的生命中，維也納不只是他的故鄉，更是他的精神家園。當他和他的精英朋友們從山頂居所的陽臺上眺望美麗寧靜的風景時，又有誰會想到，正對面的貝希特斯加登山上，有個坐在那里的男人有一天會毀了這一切。 1938年，當茨威格位于薩爾斯堡的收藏豐富的私人圖書館被納粹燒毀之際，他生命的一部分也隨之而去了。那個“昨日的世界”只能小心翼翼地化入他的小說和自傳，如《普拉特爾的春天》、《家庭女教師》、《奇妙之夜》、《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舊書商門德爾》，以及那本大名鼎鼎的《昨日的世界》。隨著兩次慘絕人寰的世界大戰，以及納粹對猶太人的無情迫害，這座城市的一切都淪為“此情可待成追憶” ，就像那昨夜星辰昨夜風，再也無從尋覓了。
精神的流亡
雖然茨威格的流亡生涯是從希特勒上臺的次年（即1934年）開始，但從一戰結束的那段歲月開始，他的精神流亡史已經展開。在《昨日的世界》中，他寫道：“一九一九、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奧地利戰后最艱難的三年，我是在薩爾斯堡與世隔絕的狀態下度過的。我已經放棄了有朝一日重見世界的希望。 ”盡管這一希望一度重現，但那個風華自足的維也納飄然遠去，歐洲文化的黃昏正在悄然降臨。一戰時，一個叫斯賓格勒的中學教師躲在慕尼黑昏暗的貧民窟中埋首寫作，在燭光中完成了驚世之作《西方的沒落》，該書第一卷和第二卷分別出版于1918年和1922年。生性敏感的茨威格顯然也意識到了這一日落西山的窘境（《昨日的世界》中即有一章名為“日落西山”），卻又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爭取歐洲的精神統一，這是他畢生奮斗的理想，也是他一生的悲劇之縮影。
于是，茨威格在世界各地東奔西走，在瑞士、荷蘭發表演說，用法語在布魯塞爾的藝術宮演講，用意大利語在那座具有13世紀藝術風格的佛羅倫薩的歷史性大廳里——米開朗基羅和達·芬奇曾在那里就座過——發表演講，用英語在美洲——從大西洋此岸到大西洋彼岸的講學途中——發表演講。這還不夠，他還啟動了一系列最終形成歐洲人文主義精神畫廊的龐雜研究，其中專著《鹿特丹的伊拉斯謨》為我們留下了最重要，而且依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描述。歌德、荷爾德林、克萊斯特、尼采、里爾克、赫茨爾、弗洛伊德、施尼茨勒、馬勒、布魯諾·瓦爾特和優塞福·羅特等名字吸引了茨威格的注意，這或許是意料之中的。但他還寫了整整一本關于巴爾扎克的書，還有但丁、蒙田、夏多布里昂、圣伯夫、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勒南、羅丹、布索尼、托斯卡尼尼、蘭波、詹姆斯·喬伊斯等等。他留下了或許是歐洲歷史上最出色的人物傳記。
所有這些人物和名字，就像茨威格的精神流亡地圖上的一個個站點，連綴起那個漸行漸遠的昨日的世界。這些人中的大多數都屬于人文主義精神傳統中的大師，既有繼承者，也有反叛者，卻都整合進他心心念念的“歐洲的精神統一”的宏大版圖中。為此，他自創了一種“三聯法”來寫作人物傳記，即將彼此勾連、映照的三個人物放進一本書里，恰如音樂上的對位法。就這樣，他用這種方式一共寫了九位人物，總其名為“精神的建筑師” 。這種寫法的意旨，他在《三大師傳：巴爾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英文譯本序言中便開門見山地闡明：“我嘗試用對比和類似的方式，把詩人型的人物的特色作類型概括。 ”他將歷史資料和小說筆法熔于一爐，創造了一種嶄新的“精神傳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