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猛龍碑$啟功論書詩29：大字正書之祖《瘞鶴銘》，地域有南北書法無派別學(xué)生時代|書畫|藝術(shù)中國虎年

啟功論書絕句29：
江表巍然真逸銘，迢迢魯郡的同聲。
浮天鶴響禽魚樂，大化無方四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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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詩是啟功先生在點評《張猛龍碑》和《瘞鶴銘》，《瘞鶴銘》是南朝時在江南的鎮(zhèn)江焦山上的石刻書法作品，是非常著名的摩崖石刻。
內(nèi)容是一位隱士為一只死去的鶴所撰的紀念文字，而書者則迷霧團團，有人說是王羲之所書，因為鎮(zhèn)江是王羲之妻子的娘家；也有人說是南朝道教首領(lǐng)陶弘景所書，具體是誰寫的，現(xiàn)在無從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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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猛龍碑》是與《瘞鶴銘》幾乎一個時代的作品，在“魯郡”也就是今天的山東曲阜。兩個碑分別在南北方，但是書法風(fēng)格卻相差不大。
此詩啟功先生也寫了自注，看一下自注，我們就能更加明白此詩的意義了：
張猛龍碑書勢與瘞鶴銘同調(diào)，文有“禽魚自安”及“鶴響難留”之句。梁刻瘞鶴銘在鎮(zhèn)江焦山，魏刻張猛龍碑在山東曲阜，書碑時正兩政治集團對峙，“島夷”、“索虜”訐詈不休之時，而書風(fēng)文筆，并未以長江天塹有所隔閡。乃知中華文化，容或有地區(qū)小異，終不影響神州之大同也。
上文的自注中，啟功先生說了，《張猛龍碑》與《瘞鶴銘》同調(diào)，是因為《張猛龍碑》碑文內(nèi)容有“禽魚自安”及“鶴響難留”的句子，文風(fēng)與《瘞鶴銘》也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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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梁刻的《瘞鶴銘》在鎮(zhèn)江焦山，魏刻《張猛龍碑》在山東曲阜，書碑的時候兩個政治集團正在對峙，雙方互相攻擊責(zé)罵對方。北方人對南朝人蔑稱“島夷”，而南方的政治集團則蔑稱北方留辮子的少數(shù)民族為“索虜”。
當(dāng)時南北雙方已長江天險隔斷，但是讓人想不到的是南北雙方的書法風(fēng)格、文章風(fēng)格并沒有像天塹那樣巨大的差異。因此，啟功先生感嘆，中國的文化，區(qū)域之間或許有小的不同，但最終不會影響神州大地文化的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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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解釋了此詩的后兩句“浮天鶴響禽魚樂，大化無方四海行”，由此也可見啟先生的詩文功夫和智慧。
在后面的自注中，啟功先生詳細點評了《瘞鶴銘》：
自拓本觀之，瘞鶴銘水激沙礱，鋒穎全禿，與張猛龍碑之點畫方嚴，一若絕無似處者。自書體結(jié)構(gòu)觀之，兩刻相重之字若鶴字、禽字、浮字、天字等等，即或偏旁微有別構(gòu)，而體勢毫無差異。乃知南北書派，即使有所不同，固非有鴻溝之判者。今敦煌出現(xiàn)六朝寫經(jīng)墨跡，南北經(jīng)生遺跡不少，并未見涇渭之分，乃知阮元做“南北書派論”，多見其辭費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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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瘞鶴銘》本來是在鎮(zhèn)江焦山的崖壁上，但是北宋末年的時候被雷擊中，于是崩落江中，碎成了五塊。平時這五塊石頭沒于江水中，等到水枯的時候才能見到。直到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冬，曾任江寧、蘇州知府的陳鵬年募集工匠，歷時三個月將《瘞鶴銘》的殘石從江中撈出。后來，殘石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被移到山上的寺院里，并且建了一個亭子加以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