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主義@文藝評論丨當我們談論《簡·愛》時,還能談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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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像《簡·愛》這樣讓人不知所措、不知該從何談起的小說,面對像簡一樣狂熱、自虐又自我的敘述者,任何關于女性、階層、婚姻和抗爭的“陳詞濫調”都讓我感到羞愧,盡管,它們是如此重要的生存議題。甫一面世,這部作品便在英國社會掀起了所謂的“簡·愛狂熱”,因而談論《簡·愛》是不自量力地試圖加入一場長達一個多世紀的紛爭與對話。
寫于1846-1847年的夏間,夏洛蒂·勃朗特的第二次小說嘗試迅速得到了曾退她稿件的出版商Smith, Elder and Company的青睞,手稿寄出后的八個禮拜,對方便出版了這部勃朗特日后留名文學史的作品。當時,他們并不知道勃朗特的真實身份,為了避免由于作者性別引發的不必要的偏見,勃朗特采用了較為中性的筆名:柯勒·貝爾。首版時,這部小說就獲得了巨大的商業成功,在讀者間引發了諸多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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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簡是一名充滿反叛意識的抗爭者,但與此同時,小說童話般的結尾又一定程度上消弱了她抗爭的嚴肅與徹底性。如果說這是個關于一名喪失雙親的孤兒如何與不公的命運抗爭并最終尋得家園的故事,女主人公簡又顯得太過幸運——
在羅沃德時,她從摧毀性的斑疹傷寒熱中幸存了下來,而該疾病奪取了她的好友海倫的生命;得知羅切斯特已婚的真相,簡悲痛欲絕地離開了桑菲爾德,當她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中茍延殘喘時,簡忽然看到“荒原上有一條白印子”,并順著它走到了接下來收留她的里弗斯家。
整個故事中,簡踐行著“異常廣泛的敘事可能性”(潘妮·鮑梅哈):她先后從事了三份工作,在五個家庭中生活過,被求過兩次婚,學習了三門外語。《簡·愛》的情節設定,充滿著一種被英國學者伊格爾頓形容為“孩童般的”天真殘忍與肆意妄為(而這種書寫方式在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嘯山莊》中被推向極致)。當簡的意志出現動搖,準備接受圣·約翰的求婚時,她忽然聽到了遠在千里之外的羅切斯特“狂亂、怪異和急切”的吶喊——“簡!簡!簡!”并因此徹底拒絕了約翰。阻礙簡和羅切斯特結合的伯莎·梅森則慘死在一場由她自己引發的大火中(簡因而是完全無辜的),羅切斯特由此落下的眼疾和殘障似乎是對他的懲罰:他竟敢隱瞞自身的婚姻狀況,并將毫不知情的簡卷入一場險些令她喪命的倫理危機中。最終,一筆來自從未謀面的叔父的遺產神奇般地解決了簡和羅切斯特之間的階級差異。
從文學史的視角來看,這些情節上的安排和敘事上的跳躍使得《簡·愛》脫離于以狄更斯和喬治·艾略特等作家為代表的英國現實主義小說傳統,它糅雜了羅曼司、哥特、童話和現實主義小說等不同文類。勃朗特在敘事上的探索既與她孩童時廣博的閱讀經驗相關,也可被理解為作家在試圖借用形式來解決一系列在她所處的時代可能無法解決的現實問題,這些問題事關女性的生存處境,事關階層差異,以及浪漫主義的激情和工業文明的理性之間令人不安的沖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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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這個角色的復雜性也正在此。她的身上充滿著一種無法窮盡、無處安放的激情和渴望,這種無以名狀的狂熱一方面令她感到恐懼,她因而常常訴求于理性(“不過我恢復了理智,強調了原則,立刻使自己的感覺恢復了正常”),一方面令她永遠處于一種不滿與匱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