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汪曾祺｜我只能寫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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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散文家身份
文 | 陳學晶（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師）
散文家是汪曾祺先生的重要身份。這可以從他的家學、師法尋找到一些淵源，祖父汪嘉勛是清朝末科的“拔貢”（略高于“秀才”的功名），父親汪菊生精通金石書畫，能習各類樂器。祖父與父親曾聘本地名流張仲陶、韋子廉二位先生分別教汪曾祺讀《史記》、修桐城派古文及書法。“韋先生是專攻桐城派的。我跟著他，每天背一篇桐城派古文。姚鼐的、方苞的、戴名世和劉大櫆的，加在一起不下百十篇。”汪曾祺非常推崇“桐城義法”：講究文章的提、放、斷、連、疾、徐、頓、挫，講“文氣”。他把“文氣”與中國畫講的“氣韻生動”會通起來領悟，認為“文氣”比“結構”“更為內在，更精微”。（《兩棲雜述》，1982）
散文把汪曾祺帶入文學世界，為他日后的創作提供了契機，并影響和奠定了他的創作氣質。“一個作家讀很多書。但是真正影響到他的風格的，往往只有不多的作家、不多的作品。有人問我受哪些作家影響比較深，我想了想，古人里是歸有光，中國現代作家是魯迅、沈從文、廢名，外國作家是契訶夫和阿左林。”（《談風格》，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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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與汪曾祺
高中二年級以后，日本人打了鄰縣，汪曾祺“逃難”到鄉下，帶了兩本書，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一本是《沈從文小說選》，“翻來覆去地看”。正如作家自己所言“好像命中注定要當沈從文先生的學生”，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1940年開始創作小說，受到小說家沈從文的親自指點，斷言“將來必有大成就”。（1941年2月3日，沈從文寫給施蟄存的信）1943年肄業后，先后在昆明和上海當中學教師，出版小說集《邂逅集》。
魯迅的《故鄉》、沈從文的《長河》、廢名的《竹林的故事》、契訶夫的《恐懼》、阿左林的《阿左林先生是古怪的》，都被汪曾祺歸入散文化小說，且認為“散文化是世界小說的一種（不是唯一的一種）趨勢”。（《小說的散文化》，1986）
散文化的小說，可以是“連續性的散文詩”，也可“全無故事”，就像沈從文的長篇小說《長河》，“沒有大起大落，大開大闔，沒有強烈的戲劇性，沒有高峰，沒有懸念”，“大概傳統的、嚴格意義上的小說有一點像山，而散文化小說有一點像水。”（《小說的散文化》，1986）小說的散文化，讓我們對小說的觀念起了一點變化，同時，也讓我們意識到汪曾祺的小說創作得力于散文的功底。
1989年 3月，汪曾祺的散文集《蒲橋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編者將此書的簡介別致地印在了封面上，從中我們可以一窺汪曾祺的散文特色：“有人說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說好。雖非定論，卻有道理。此集諸篇，記人事，寫風景，談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魚蟲、爪果食物，皆有情致。間作小考證，亦可喜，娓娓麗談，態度親切，不矜持作態。文求雅潔，少雕飾，如行云流永，春初新韭，秋未晚菘，滋味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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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一種合適的寫作方式，一兩種最上手的體裁，接下來就需要個人性情、生活閱歷，慢慢滲入，充實于其中，錘煉為文。而每遇人生困頓的時刻，寫作又會支撐起生活的信念與力量。汪曾祺1946年到上海，找不到工作，幾近崩潰，甚至想自殺。沈從文從北平寫信，把他大罵一頓，提醒說“你手中有一枝筆，怕什么！” 1958年秋，汪曾祺被下放到張家口沙嶺子農業科學研究所勞動，沈從文給他寫了一封長信，鼓勵他不要放下筆。“一個人如果能夠用文字寫作，又樂意終生從事于這個工作，對于寫作，還是始終要有一種頑強信心。這種信心是肯定生命一種正常態度，擴大延續生命一種正常目的。要從內而發，不決定于外在因子。如僅從外在‘行市’而工作，永遠是不可能持久眾生的。”“一句話，你能有機會寫，就還是寫下去吧……”汪曾祺一直沒有擱筆，雖然“文革”讓他前后中斷了二十多年，但他從未放棄。做《民間文學》編輯的時候，覺得“不讀一點民歌和民間故事，是不能成為一個好小說家的”；搞京劇的時候，認為“寫小說的也是可以從戲曲里學到很多東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