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沽|《聊齋志異》與津沽文化文化|津沽|天津|李慶辰|蒲松齡

【津沽|《聊齋志異》與津沽文化】蒲松齡是個生活在窮鄉僻壤的教書先生，他在《聊齋志異》里收集的故事多發生在齊魯大地，其他地方的故事只占少數。其中，來自天津的有五篇。《鴻》與《禽俠》兩篇都是寫禽鳥的故事，這或與天津地處渤海之濱，有關水鳥的故事傳說較多有關；《商婦》和《小棺》兩篇都寫到商人經商，這或與明末清初天津已成為商品的集散地不無關系。可見，這幾篇《聊齋》故事，或多或少都打上了津沽文化的印記。
津沽大地與千里之外的孔孟之鄉本來距離不遠，又有運河相通，來往客商自然就成了里巷之談的傳媒。蒲松齡對民間傳說有濃厚興趣。曾在路邊擺茶攤，過往行人“必強與語”的傳說固不足信，但“聞則命筆，遂以成篇，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郵筒相寄”的《自志》則是確定無疑的，據統計，《聊齋志異》中來自民間的故事不下二百篇。傳說當時山東濰縣有個有名的畫商“年畫張” ，與蒲松齡交誼甚篤。他走南闖北搜集畫稿時，也主動幫助蒲松齡收集民間故事。天津年畫之鄉楊柳青應該是他經常光顧的地方，他自然也會成為津沽文化的傳播者。
津沽文化滋養了《聊齋志異》，反過來，《聊齋志異》也影響著津沽文化。
蒲松齡《聊齋志異》的巨大成功，喚起其后的文人們紛紛效仿。在清乾隆年間和同光年間，分別出現了兩次續仿《聊齋》的高潮，其中就包括李慶辰的《醉茶志怪》。李慶辰，天津人，生活在道光至光緒年間。他的《醉茶志怪》喜歡以談狐鬼說異的形式揭露社會黑暗，故事結尾也常常模仿《聊齋》的結尾，用“醉茶子曰”展開議論，因而被譽為天津的“續《聊齋》” 。
此外，《醉茶志怪》中還有不少津門歷史和文化的描述。其卷二有一篇《黃葉村》：“西沽舊名黃葉村，老人猶有知者。道光年間有乩仙詩云：僧掃黃葉村中寺，人喚斜陽渡口船。自注云：黃葉村即西沽。 ”
這則珍貴的史料，使人立刻聯想到敦城寄懷曹雪芹的詩：“殘羹冷炙有德色，不如著書黃葉村。 ”這就極大地調動了紅學家和研究水西莊的學者們的想象，從而大膽提出曹雪芹曾避難水西莊、著書黃葉村的假說。
在《聊齋志異》的傳播史上，津沽文化也占有一席之地。堪稱“北方曲藝之鄉”的天津，在清末出現了兩位具有全國影響的說書名家，一位是專說《包公案》的石玉昆，另一位是專說《聊齋》的陳士和。陳士和說過的《聊齋》評書有上百段，主要有兩方面內容：一是揭露社會黑暗、歌頌人民反抗，如《夢狼》《向杲》等；另一類是歌頌青年男女的愛情，如《瑞云》《小翠》等。陳士和的評書，既忠于原著，又進行了合理的擴充改編，突出對世態人情的描寫，其中還包括對大量天津世情的描述，十分貼近平民百姓的生活和心理，因而很受廣大聽眾歡迎。陳士和對于《聊齋志異》在民間的流傳以及對評書藝術的發展，都作出了積極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