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宗$“不倒翁”馮道《榮枯鑒》道盡小人之術,世間小人卻看不懂此書!


明宗$“不倒翁”馮道《榮枯鑒》道盡小人之術,世間小人卻看不懂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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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為《榮枯鑒》或者是本偽書,或者是一本“菜根譚”、“呻吟語”之類的世情指南,看了一遍后,竟然想起了《約伯記》。其深度竟然如此之深,充滿沉痛恢詭之感。馮道其人并非如后世輕描淡寫的是那樣一個樂于投機、圓滑無良的人。他的沉痛已經到了宗教深度,折射了五代社會生態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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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道之所以自抑如此,與中原徹底衰落有關約伯記有一句:惡人為何存活,享大壽數,勢力強盛呢?他們眼見兒孫和他們一同堅立。這句話與《榮枯鑒》里馮道的觀察一模一樣:君子非惡,患事無休;小人不賢,余慶弗絕。(《榮枯鑒·解惡卷三》。他并非不肯定君子,只是眼看君子的際遇遠不如小人亨通。這背后折射了中原在唐末以來的衰落是非常徹底的,有道德的那個時代早已崩潰了。【 明宗$“不倒翁”馮道《榮枯鑒》道盡小人之術,世間小人卻看不懂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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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衰亂以來,河北三鎮和中原軍閥征戰不休,中原華夏傳統掃蕩殆盡,各種強橫勢力交替崛起,社會生態之混亂,已到了動物世界,只有弱肉強食,毫無道德底線。與大多數人的認識相反,中原軍閥是最可惡、最沒底線的,無論是秦宗權還是朱溫,都是亂世中的匪首。當時只有兩種良性力量在維系著直線崩潰中的社會生態,一個是漢族文官,一個是河東武人集團(朔方)。歷史也說明,這兩種力量結合的稍好的時候,也是難得平靜的時期,例如后唐莊宗、明宗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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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史闕文》:明宗出自邊地,老于戰陳,即位之歲,年已六旬,純厚仁慈,本乎天性。每夕宮中焚香仰天禱祝云「某蕃人也,遇世亂為眾推戴,事不獲已,愿上天早生圣人,與百姓為主。」故天成、長興間,比歲豐登,中原無事,言于五代,粗為小康。但這種良性互動,需要漢族文官的高度自覺,因為中原殘破之后,傳統社會已經喪失自治能力,有遠見卓識的文士只能指望河東軍事集團,郭崇韜、馮道、桑維瀚皆是如此。文人必須非常謙卑,不能引起河東武人的任何猜忌,而且原則上不能參與軍事機密。石敬瑭問及軍事行動時,馮道只說歷來都不參與戎事,漢臣集團只是墨守歷代成規而已,換句話說,就是:漢族士人只能做做秘書工作。跨界參與軍事謀劃的樞密使,有好下場的并不多。馮道的一生成功的呈現了一條結束亂世的道路:有德性的武人集團與有操守的文官集團的艱難磨合。他更像羅馬被蠻族攻破后的教士神父,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一種安定、秩序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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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五代史·馮道傳》:晉祖曾以用兵事問道,道曰:陛下歷試諸艱,創成大業,神武睿略,為天下所知,討伐不庭,須從獨斷。臣本自書生,為陛下在中書,守歷代成規,不敢有一毫之失也。臣在明宗朝,曾以戎事問臣,臣亦以斯言答之。」舊五代史作者薛居正在五代資歷甚深,所以對馮道評價很高,傳記中屢次提到“救民”,甚至契丹發兵也是打著救民的名義。馮道回答契丹主:此時百姓唯有皇帝能救。他的心思與后唐明宗李嗣源如出一轍:《舊五代史·馮道傳》:契丹入汴,道自襄、鄧召入,契丹主從容問曰:「天下百姓,如何可救?」道曰:「此時百姓,佛再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其后衣冠不至傷夷,皆道與趙延壽陰護之所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