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西南聯大詩人群”如何寫出了現代漢詩的活力？( 三 ) 詩歌|藝術|燕卜蓀|現代詩|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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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可嘉。
我做博士論文是1993年到1996年。當時看了穆旦的詩，我突然覺得穆旦的寫作有一個模式，他要把每一首詩寫成一出小小的戲劇。這當時對我有很大的觸動，我覺得以前把詩歌的情境想得太小了。再去追蹤當時他們用的詩歌的感受力，袁可嘉當時用了一個詞，叫最大意識活動（最大意識量）。以前詩人說要寫情緒，比如20年代詩人，像郭沫若、穆木天，他們都講詩歌來源于情緒或者說感覺，像戴望舒寫《雨巷》的那種非常精妙的感覺。但是你突然看到穆旦這代詩人，他用的是在直面時代復雜性時那種生命的氣息、生命的意識量、生命的勇氣。作為一個現代人基于現代人格，他具有了對那個時代自覺的、清醒的現代人意識。以前我們的寫作都是落腳在情感，從情感出發，回歸到情感，穆旦的詩從現代人的意識出發，用意識平衡個人和時代之間的距離，（思考）怎么去壓縮它，或者怎么重新做一個組合。這是中國新詩寫作最根本性的變化。相對完整的文學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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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濤（詩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這本書1997年第一版出版的時候我第一時間買了，讀完真的大開眼界，第一次比較完整地了解了這樣一個詩歌群落。有很多詩人是第一次知道，印象很深的是俞銘傳。俞銘傳的詩寫得很多，而且寫得真的很好，才氣逼人。當年他的寫作質量并不在袁可嘉之下，甚至更高，如果要排的話，穆旦最好，他能排第二。這本集子確實有里程碑的意義。這本詩集出來之后，特別好的是把（上世紀）40年代這么多年輕詩人的寫作放在西南聯大這樣一個空間中去討論、去呈現。特別是同道老師集子后面有一個編后記，標題就很有意味， “警報、茶館與校園詩歌” ，其實除了詩歌之外，也談了詩歌周邊的文化生態、教育生態，包括昆明城市生存的狀態。這恰恰是我們做現代文學研究在90年代中后期的一個變化，之前我們更多的是文學內容，比如談作家、談流派、談觀念，但是到90年代越來越強調把文學放在具體的歷史情境、歷史語境中討論，討論具體人的關系，他和政治、社會的關系，我覺得這體現了當時研究思路潛在的轉變。我們如果細讀這本集子，能讀到非常多有意思、非常生動的環節，能讓我們更好地理解當時詩人寫作的基本背景，包括他們的心態。比如趙瑞蕻先生有一首比較長的詩，《一九四零年春：昆明一畫像》，這首詩我認為非常重要。這首詩的方式有點像臧棣講的用新詩小說化、戲劇化的方式寫成。寫一群學生在轟炸的時候到郊外跑警報、躲避轟炸，他們怎么聊天、怎么說話、怎么畫風景、怎么讀書，完全是用小說化的方式去寫，寫一個動態的連續的生活畫面，同時也引用了很多他們當時熟悉的西方文學的經典段落。而這個寫法，就是在1939年到1942年階段穆旦經常用的寫法，他從艾略特和葉芝那里學來的寫法。比如穆旦有一首很有名的詩《防空洞里的抒情詩》，也是寫躲警報、鉆山洞的情節。如果把《一九四零年春：昆明一畫像》跟穆旦的寫作做參照，能看出其中的對話關系。趙瑞蕻這首詩就是贈給穆旦的，但是看后面趙瑞蕻先生的詩就不是這樣寫的，反而是用相對抒情的方式，不是戲劇化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