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景凱旋：現在我可以枯萎而進入真理詩歌|歷史|中國|真理|意識|新詩

景凱旋：現在我可以枯萎而進入真理
本刊采訪人員/徐鵬遠
發于2022.2.28總第1033期《中國新聞周刊》
景凱旋最近出版了一本唐詩研究隨筆《再見那閃耀的群星：唐詩二十家》，在南京大學教了一輩子古代文學，這才是他第二本與專業相關的論著。相比專業建樹，多年以來他更為學界重視和讀者熟悉的成就，是對東歐文學的譯介和對知識分子的評述。
于他而言，知識永遠與人性、良知、責任相關，最終通向對人類命運的關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東歐成為了他的一個精神故鄉，指引著他去尋找珍稀的勇氣、缺失的思考和遺落的意義。即使此番回歸唐詩研究，他的視角也仍是對焦在那些傳統士人的觀念與意識上，于詩意的漫游中重新發現一個個原本飽滿的靈魂。
如今的景凱旋已退休多年，從前他常常笑稱自己是不務正業，現在則無需再做這般自嘲了，盡可以由著興趣讀、跟著思索寫。尤其在這個各說各話的時代，他更歡喜這種獨白的狀態。面對《中國新聞周刊》，景凱旋說自己當下的心境就像葉芝的那首詩：“我在陽光下抖掉我的枝葉和花朵/現在我可以枯萎而進入真理。 ”

文章圖片

景凱旋。圖/受訪者提供
“決定詩歌高低序位的是價值觀，不是技巧”
中國新聞周刊：主體意識、時間意識和終極關懷似乎是這一次你解讀二十位詩人的三個共同維度。為什么會以這三個問題為核心？它們是專屬于唐詩及唐代文人的讀解密碼，還是探求文學和知識分子的一把普適的鑰匙？
景凱旋：我試圖從歷史的長時段來看唐詩，將唐詩的闡釋建立在對一個大歷史的理解上。這三個方面都是最基本的生命意識，中國本原文化自然不乏哲學性思考，但唐代是一個思維模式的轉變期，從最初的《詩經》到唐詩，詩人的主體意識越來越明顯。盡管“主體性”這個詞來自近代西方，表現出上帝退隱后人的覺醒，但中國文化的特點是，它很早就理性化了，因而中國人主體意識的覺醒不是世俗的覺醒，而是自我的覺醒，這在西方要到啟蒙運動時才出現，而中國在唐代就表現得比較充分了，它既是儒家思想的發展，也是對儒家思想的超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杜甫才成為了思維模式轉變的代表。與此相關的是時間意識，而時間意識又關聯終極關懷。佛教在唐代解決了秦漢魏晉以來的生命短暫問題，人的時間意識也從自然時間轉向歷史時間，從而更加突出了人的主體意識。
杜甫在這方面開了個頭，自此以后，中晚唐的懷古詩描寫的都是人在歷史中的位置，而不是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士大夫的終極關懷是歷史上的名聲，而個人生命的安頓仍是由自然主義的本體論來解決的，張載的“生吾順事，歿吾寧也” ，王陽明的“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都是主體意識的體現。但歷史的悖論就在于，這種過早理性化發展而來的主體意識未能產生人的自由意志的觀念，因而也未能產生個人權利的思想，我在柳宗元一章中專門提到了這一點。當然，這不過是今人的后見之明。直到近代的嚴復，才采用柳宗元詩中的“自由”翻譯西方的Liberty ，并賦予其更多的現代意涵。當代人談論主體意識，是在現代性的前提下，包括對世俗人文主義的肯定，因而更多涉及的是獨立思想和個人權利。不客氣地講，在主體自我方面，今天許多人未必比古人更加有獨立意識。至于終極關懷，我想這是人類需要永遠追問的一個問題，否則哲學和文學就用不著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