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國度|萊布雷希特專欄：音樂國度的道德良知里加|音樂國度|良知|克雷默|吉

我第一次見吉登·克雷默（Gidon Kremer），是在倫敦一家酒店的大堂采訪他，開始沒幾分鐘，他突然問：“我老婆跟巴倫博伊姆跑了。你能給我介紹個女朋友嗎？”
通常在此類采訪中，藝術家會大談需要宣傳的項目，采訪人員則要找新鮮角度，只是這次采訪太異乎尋常，以至于我沒有任何其他記憶，說不定還搞砸了。但克雷默那赤裸裸的誠實和灼心的苦痛造成的印象留存至今，而且隨著歲月流逝，我逐漸認識到這兩種動力也是解讀克雷默的勇氣及其理想主義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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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克雷默
吉登·克雷默上個月平淡度過了75歲生日。盡管他是世界上最令人欽佩的小提琴家和重奏演奏家之一，但他并沒有從經常批判其腐敗的各界音樂人那里收到很多生日卡。他也不會揮舞國旗，因為他是一個背井離鄉之人。他出生在拉脫維亞，一半猶太血統一半日耳曼血統，他生活中大部分時候與行李箱相伴，或者如他自己所說，他生活在腦袋里的一座移動書架之中。
【音樂國度|萊布雷希特專欄：音樂國度的道德良知】四分之一世紀前，他與當地一群需要收入和身份認同的音樂家們一起創建了波羅的海室內樂團。這個室內樂團演奏的曲目與眾不同，其中大部分是由樂團所在地區的作曲家創作。這個樂團與常規的音樂會套路保持距離，而克雷默則立足于更遠的地方。當你看到他和樂手們在一起時，他總是相隔一尺開外，以他的孤獨作為一枚自豪的徽章，高高地抬起他的頭顱，俯瞰藝術家生活的污濁妥協。
（幾天前）他寄給我一部由他委約創作的三重協奏曲，標題是《這也會過去》。他在總體上，回避那些陳詞濫調。 “瘋狂的人實際上可能是非常聰明的， ”如今他字斟句酌地跟我這么說：“如果權力被用于殺戮，真是悲劇。這年頭說的就是某些政客。 ”
音樂能做什么？我問。 “音樂不會拯救世界，但它可以緩解那些受苦人的痛楚。 ”他回答。他的這種有限度而可實現的目標，使得深思熟慮的克雷默與其他所有只會重復戰爭與和平那種只言片語的音樂界傳聲筒之間劃分了界限。
克雷默并不輕易談及他的苦難。他的父親是一名在里加的樂團工作的小提琴家。克雷默在德國之聲電視臺最近播出的一部影片中表示：“我是——可以說是——我父親的第二生命。他在戰爭中遭受了太多的痛苦。他有35個親戚——包括他的妻子和他一歲半的女兒——死于里加的猶太隔都。 ”一個他未能認識的姐姐的陰影常伴克雷默左右。他父親的第二任妻子是德國人。 “我覺得把我所經歷的事情傳遞下去是一種義務。 ”他這么說。
他十幾歲的時候在莫斯科跟隨杰出小提琴家大衛·奧伊斯特拉赫學習，但未曾獲得出國的機會。他沒有去討好官僚，而是與持不同政見的作曲家阿爾弗雷德·施尼特克成為好友，抓住每一個機會來演奏施尼特克的音樂。他很遺憾錯過了另一位在莫斯科處于邊緣地位的作曲家，波蘭流亡者梅謝斯拉夫·魏因貝格。一離開俄羅斯，他就愛上了阿根廷作曲家阿斯托爾·皮亞佐拉悲喜交織的探戈。
盡管克雷默能夠從薩爾茨堡到盧塞恩的各個夏季音樂節中大賺一筆，他三十多年來選擇的是與朋友們在奧地利小村洛肯豪斯舉辦一個規模不大的“反節日音樂會” 。他曾被瑞士韋爾比耶那個由銀行贊助的音樂節短暫吸引，但很快就痛斥其助長的是腐蝕性的明星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