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對于美國攝影家多蘿西婭·蘭格的認識 ， 大多人的印象在于她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大蕭條期間為“農(nóng)業(yè)安全局”（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拍攝的照片 ， 或許更只是那一張“移民母親” 。 半個多世紀后 ， 一位年輕的女性攝影師薩姆·康蒂斯根據(jù)蘭格的底片檔案 ， 重新編輯成書 。 這本名為《日眠者》的攝影書展示出的作品形象提出了一個問題：一張照片被看作作品 ， 是在拍下時 ， 還是編輯后 ， 或是其他時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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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多蘿西婭·蘭格作品“移民母親” ， 右圖：《日眠者》
“一張照片是在何時被制造出來？我們應當把它創(chuàng)作的和時間的邊界置于這個制作過程的哪一個點上？”攝影理論家及史學家喬弗里·巴欽（Geoffrey Batchen）曾在“擷取與創(chuàng)作”（Taking and Making ， 收錄于《每一個瘋狂的念頭》 ， 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 ， 2015）提出這樣的問題 ， 翻開多蘿西婭·蘭格（Dorothea Lange）2020年新攝影書《日眠者》（Day Sleeper） ， 我想到了巴欽的這些問題 。 在“擷取與創(chuàng)作”中 ， 巴欽例舉了阿爾弗雷德·施蒂格利茨（Alfred Stieglitz）的作品《寶拉》（Paula） ， 這幅被后來的評論家譽為帶有明顯”現(xiàn)代主義敏感性“的作品拍攝年份被追溯為1899年 ， 但直到大約1921年的施蒂格利茨回顧展上 ， 它才被藝術家自己挑選入作品集 ， 首次公開亮相 。 由此引出了巴欽的一系列問題：攝影師選擇按下快門將某個場景凝固在底片上的那一刻 ， 一張照片就被制造出來了嗎？還是攝影師將這一張底片放大之時？抑或是當照片被展出 ， 第一次暴露在公眾眼前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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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眠者》內(nèi)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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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程度上 ， 蘭格的《日眠者》帶來的問題更為復雜—— 如果照片的編輯和發(fā)布都發(fā)生在攝影師身后 ， 那我們又該如何計算照片成為作品的時間點？——因為將這些塵封于奧克蘭的加州博物館（Oakland Museum of California）的底片重新梳理并編輯成書的人并不是蘭格自己 ， 而是一位年輕的女性攝影師薩姆·康蒂斯（Sam Contis） ， 2017年 ， 康蒂斯第一次看到了蘭格的這些底片檔案 ， 她意識到自己“只了解她（蘭格）的一小部分作品” 。 實際上 ， 我們對于蘭格的了解都只局限于“一小部分” ， 即她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大蕭條期間為“農(nóng)業(yè)安全局”（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拍攝的窮苦的佃農(nóng)和打工者 ， 甚至 ， 我們熟悉的或許只是其中一張照片——拍攝于1936年的那張被命名為“移民母親”（Migrant Mother）的照片 ， 一位愁容滿面的女性 ， 兩個孩子趴在她肩頭 ， 這一影像也被認為是美國大蕭條時期的代表 。
在世時 ， 蘭格本人也感覺到自己對于攝影藝術的探索被她對社會議題的報道掩蓋了 ， 1965年 ， 70歲的蘭格去世后 ， 她遺留下的尚未被納入美國國會圖書館和國家檔案的25,000張底片和6000多張照片連通拍攝筆記等一道 ， 都成了奧克蘭的加州博物館的館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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