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關注｜晚清幕府詩歌唱和的文學價值 |曾國藩|文學|流派|詩歌|幕府

晚清詩學昌盛，流派紛呈，名家眾多。汪辟疆在《近代詩派與地域》中說：“有清二百五十年間，使無近代詩家成就卓卓如此，詩壇之寥寂可知。 ”當時以幕府為核心的唱和活動盛行，幾乎網羅了所有杰出詩人，因此不能不引起特別的關注。鴉片戰爭后，內憂外患的加劇給詩人帶來新的刺激。所謂“諸公丁世亂，《雅》廢《詩》將亡。所以命辭意，迥異沈與王”（石維巖《讀石遺室詩集，呈石遺老人八十八韻》），這些扭轉乾嘉濃膩浮華詩風的諸公如曾國藩、何紹基、莫友芝等多為幕府唱和的參與者。他們之所以能在晚清引領“不規規于王文簡之標舉神韻，沈文愨之主持溫柔敦厚”（陳衍《近代詩鈔》）的詩壇新潮，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通過交游唱和擴大影響，從而顯示出幕府唱和與文學演進間的密切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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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詩歌流派形成與發展
陳衍曾提出：“有清二百余載，以高位主持詩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簡，在乾隆曰沈文愨，在道光咸豐則祁文端、曾文正也。 ”（《近代詩鈔·敘》）揭示出高官顯宦對詩壇風氣的重要影響。與此同時，士人游幕也是當時重要的文化現象：“眾多才華橫溢卻屢躓場屋、難入仕途的貧寒士人，為求得一謀生之路和讀書治學的環境，亦紛紛投至各級官員幕下。士人游幕遂成為當時普遍的社會現象，一些吸納了較有名學人的重要幕府隨之出現，對清代學術文化發展產生深刻影響。 ”（尚小明《學人游幕與清代學術》）
除影響清代學術發展外，這種游幕文化也促進了幕府詩人的大量出現。一些富于詩人氣質的幕主多樂于舉行詩酒唱和活動，吳汝綸《姚公談藝圖記》記載：“獨曾文正公在江南時……往往招攜賓客，泛舟秦淮，徜徉玄武、莫愁之間，登眺鐘阜、石頭，流連景物，飲酒賦詩，以相娛娭。 ”曾國藩門下“賓僚尤極一時之盛”（薛福成《敘曾文正公幕府賓僚》），如張裕釗、莫友芝等均名重一時，與曾國藩一起推動了晚清宋詩派的形成與發展。又如張之洞，作為“身系朝局疆寄之重者四十年”的名臣，群聚效應自然不容忽視，其“飽含書生氣味，尤重詩文”（王仁堪語）的特質，對于文人士夫更是具有特別的吸引力。他督鄂督粵時幕府之盛，不在曾國藩之下，胡先骕便認為其門下“皆一時俊彥，方之蘇門之盛，不多讓焉” ， “即不以功業論，晚清三十年文物之盛，殆與公有形聲影響之密矣”（《讀張文襄〈廣雅堂詩〉》）。錢仲聯《近代詩鈔》亦稱：“（張之洞）總督湖廣時，沈曾植、梁鼎芬……陳衍諸人，皆在羅致幕下或題襟酬唱之列。門下詩流，不限一家……可謂宏獎風流。 ”
實際上，有清一代詩壇格局的形成與演變，很大程度上即依賴于富有詩人氣質的居高位者鼓吹引導，幕府中的交游唱和則是重要的實踐方式，因此具有重要的文學價值。侯冬在考察乾嘉幕府時認為：“清代詩歌、詩學之盛及其風氣的轉變與幕府甚為相關，清代文學的發生、發展乃至繁盛也與幕府的作用密不可分。 ”（《乾嘉幕府與詩歌研究》）而聚焦甚為昌盛的晚清詩壇，此點體現得更為明顯，不僅幕府唱和活動頻繁，唱和詩集亦刊刻眾多，以幕府為中心甚至激發了詩歌流派的萌芽、發展與演化。此外，如果我們不將目光鎖定在1912年之前，那么晚清幕府唱和并未隨著辛亥鼎革而結束，其進入民國后的變形、流衍與消亡，與古典詩歌的命運呈現出耐人尋味的相似性，亦頗為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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