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文物新疆｜家喻戶曉的古典名著，現存最早手抄本竟出自這里 |三國志·吳書·孫權傳|三國志

文物聯接古今，文物印證歷史。 “文物新疆”旨在通過文博專家學者以現實筆法深入挖掘新疆出土文物、文物遺址蘊含的歷史文化信息，實證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歷史進程和新疆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充分闡釋我們遼闊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開拓的，我們悠久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我們燦爛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我們偉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

本文圖片

《三國志?吳書?孫權傳》抄本殘頁晉代吐魯番安樂古城遺址出土
《三國演義》是家喻戶曉的古典名著，小說描寫了東漢末年到西晉初年，以曹操、劉備、孫權為首的魏、蜀、吳三個政治、軍事集團之間的矛盾和斗爭。作為一部元末明初的文學名著，根據西晉史學家陳壽所著的《三國志》經過文學藝術加工而來。要想真正了解三國歷史，還是要讀一讀《三國志》。現藏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的《三國志·吳書·孫權傳》抄本殘頁，有研究者認為是現存最早的《三國志》手抄本。
《三國志》手抄本縱23厘米，橫72.6厘米，本卷為紙本，作烏絲欄，殘存40行，墨書570余字。《三國志·吳書·孫權傳》手抄本出土后，有關部門對其紙張的物理化學結構進行了檢測和分析，測定這本《三國志》的抄寫年代約為三國至東晉年間（公元265—420年間），而陳壽的《三國志》寫于西晉年間（公元3世紀末葉）。從中不難看出，在魏晉時期中原和西域已經有了非常密切的交流。《三國志》成書后如此迅速地在西域出現手抄本，可見當時的文化傳播速度之快超出了今人的想象。
《三國志·吳書·孫權傳》抄本殘頁是1965年1月10日在吐魯番安樂古城南距蘇公塔1公里一座佛塔遺址的陶甕中發現的，甕外有鐵鏃木箭20余支，甕內有還有《妙法蓮華經》等佛經殘卷、樺樹皮漢字文書、梵文貝葉兩片和回鶻文字木簡25枚和其它文物。學者仔細觀察這里出土的《三國志·吳書·孫權傳》和《妙法蓮華經》殘卷，發現兩件文書的字體是一致的，不同于當時流行的隸書，被稱之為“生經體” 。
“生經體”就是抄寫佛經時使用的字體，也叫“抄經體” 。佛教由印度傳入西域，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在西域和中原興盛起來，佛經無疑是僧侶們研修佛教的重要課本。當時印刷術還未出現或者未被普遍使用，佛經的大量需求，使抄寫經書成為一種必然的選擇，而且在當時看來，寫經、抄經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如《華嚴經·普賢行愿品》記載：“是故汝等聞此愿王，莫生疑念，應當諦受，受已能讀，讀已能誦，誦已能持，乃至書寫為人說。是諸人等，于一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所獲福聚，無量無邊。 ”因而魏晉南北朝時期抄經之風日盛，有風靡之勢。起初信奉佛經的百姓和佛教徒都可以抄佛經，后來由于佛經的需求量大，而且對抄經的質量要求較高，轉而委托寺廟的僧侶來抄寫，于是抄寫佛經的“經生”在佛門形成了專門的行業，而抄經的字體也逐漸形成，稱其為“經生體”或“抄經體” 。
《三國志·吳書·孫權傳》抄本殘頁中內容記敘的是三國吳國國主孫權的傳記，與佛教沒有什么關系，那么，為什么當時的抄寫者用“經生體”抄寫《三國志》呢？有研究者推測，《三國志》這本史書傳入西域高昌后（吐魯番當時稱為高昌），深受當地居民的喜愛，以至于佛寺的僧侶們在抄寫佛經的同時，抽空抄寫了《三國志》這本歷史名著。這件文書用筆豐腆，字距緊密，使轉靈活，富有動態，可見其書寫速度較快。從吐魯番安樂古城遺址出土的《三國志?吳書?孫權傳》抄本殘頁中，可以領略到1500多年前吐魯番居民書法藝術的風采，也展現了西域和中原地區緊密的文化交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阿迪力·阿布力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