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有社會責任感的史學家，從未停止過這樣的思考和寫作｜第23期解放書單 |歷史學|寫作|學史三昧|宋代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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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有社會責任感的史學家，從未停止過這樣的思考和寫作｜第23期解放書單】題圖攝影/朱瓅
很多歷史學家都宣稱要“為歷史而歷史”作研究，事實上這是做不到的。不追尋意義與價值的歷史研究是沒有意義和價值的。史料為歷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礎，但歷史學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史料學，正如沒有磚瓦不能蓋房子，但磚瓦不是房子，房子因其功能提供了新的意義與價值。正如英國史學家E.H.卡爾在《歷史是什么？》中所說的那樣：“歷史是現在與過去之間的一場永不休止的對話。 ”在一個特定的歷史環境下，歷史學家試圖讓他的研究為社會提供什么樣的意義與價值，一定與那個時代有著強烈的互動關系。在當下，一方面史學專業研究的門檻越來越高，甚至已經有學者對學院派研究的碎片化進行反思和批判；而另一方面，社會對歷史學能夠提供經驗借鑒、方向指引的期待也越來越高。面對這一現狀，我們再次追問和思考歷史學的功能究竟是什么，今天的歷史學研究能夠為社會提供什么樣的意義和價值，就是非常必要而且是有益的事。
有社會責任感的史學家，從未停止過這樣的思考和寫作。筆者所敬重的史學界前輩虞云國先生便堅持不懈在思考這個問題，古稀之年筆耕不輟，試圖就這個問題給出他的答案。《學史三昧》正是虞先生思考的最新結集。這部書雖然是由很多評論文章組成，不是體系化的著述，但編選標準與組織結構非常嚴謹。虞先生自述，整部書分為三大板塊：第一部分“學史啟悟” ，是一組關于歷史觀和史學方法論的文章。其實這一組文章，是虞先生作為一名職業歷史學家在專業領域的思考和積累。第二部分“遺產批判” ，著重于對中國歷史上傳統專制體制的批判，內容非常豐富，時序從先秦至民國，既有抽象理論的反思，也有具體現象的批判。第三部分“也是歷史” ，是虞先生對數十年來親歷的重大社會事件的感受和反思。我認為這三部分其實可以簡約為兩個主題、一個過程。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反映同一個主題，即無論是學術思想的積累，還是現實生活層面的參與，都屬于虞先生自身的歷史；第二部分是一個獨立的主題，即虞先生對歷史的理解和批判。這兩個主題共同構成一個過程，即歷史與現實的互動。虞先生研究歷史的出發點和目的地其實都是對現實的關懷，同時他又將從歷史研究中得來的感悟反哺到對現實的觀察和思考中，在虞先生數十年學術生涯中，現實與歷史從未脫離。
虞先生是1977年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大學生。因為特殊年代的艱難挫折，虞先生進大學時已年近而立。那一代人在那個特殊年代所承受的痛苦，那種物質與精神雙匱乏的焦慮感，是我們成長于飽暖的這一代無法徹底理解的。所以，進入大學之后廢寢忘食以探求真理，是虞先生這代學者的普遍現象。虞先生自述，本來他也很喜歡古典文學，但經歷了“文革”的痛楚，讓他深刻認識到深入反思中國歷史有多么重要，毅然決定改報歷史系。
《學史三昧》中收錄了一篇《我為什么研究宋代臺諫制度》。在虞先生看來，政治動蕩與社會災難的發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傳統中國政治中缺乏有效的制度約束機制。從這個問題意識出發，虞先生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代表作《宋代臺諫制度研究》。用虞先生自己的話說，通過這項研究，把現實關懷移位到了理性反思的基石之上。因為是以現實關懷為出發點，虞先生的歷史研究沒有像一些學者那樣，研究什么就愛上什么，而是用冷峻的筆觸向讀者揭示，在中國歷史上，宋代的政治氛圍雖然較其他朝代更開明，但臺諫畢竟是皇權這個籠子圈養的鳥，飛不高也飛不遠。虞先生由此想到的是，現代中國的權力制約之路應該遵循哪些法則。難怪乎王家范先生在為《宋代臺諫制度研究》所作的序中說，虞先生是“欲以史學托出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