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義之女講述在父親身邊的潛伏史 _之女

傅作義1948年12月中旬，解放軍各路大軍完成了對北平城的包圍，被蔣介石任命為“華北剿總”司令的傅作義在戰與和之間猶豫不決。此時，有四人為了爭取傅作義起義做出重大努力，他們分別是:劉厚同、何思源、傅冬菊（現名傅冬）和閻又文。1949年1月22日，傅作義發表文告，宣布自22日開始停戰，屬下20萬軍隊撤離市區，開到城外指定地點聽候改編。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我到《大公報》當編輯1924年，我出生在太原，中學時代顛沛流離。我和弟弟、妹妹跟著母親輾轉西安、重慶。當時每逢節假日，我經常和一些同學到新華日報社去玩。周恩來見到我們，總要抽出一些時間與我們聊天，問我們讀了些什么書，對抗戰有什么想法等；也常常教育我們，要好好讀書，多關心社會。我從那時起，就特別喜歡周叔叔，覺得他和藹可親。我第一次叫他“周伯伯”，他立即糾正說:“不能這么叫，要叫周叔叔，你父親比我大三歲。”那時，我思想有些激進，總怕落在同學后面，落在時代后面，所以只要有抗日救亡的組織，就想很快加入進去。聽說地下學生聯合會成立了一個“號角社”，我就積極申請加入了這個組織。中學畢業后，我考入了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 。在聯大我加入了 *** 的外圍組織“民主青年聯盟”，王漢斌是我的介紹人，一直由他領導我。加入“民聯”之后，我和 *** 員接觸更多了。這個時期，我的思想進步很快，把抗日救亡、建設新中國的理想當成了自己的責任。我永遠不會忘記在昆明參加進步學生集會的一次經歷，軍警趕來驅散學生，在急奔中我崴了腳，蹲在地上一時難以挪步。一個男青年飛跑過來，扶起我轉入小巷。從那一刻我們相識了，他就是我的終生伴侶——越南歸僑、西南聯大新聞系學生周毅之。抗戰勝利后，母親帶著弟弟妹妹回到了西安。聯大畢業后，我也回到西安。不久，我給天津大公報社投稿，附上了一封求職信，沒過多長時間，他們回信同意接納我，我就到那里當了一名編輯。與父親激辯張家口就在我離開西安，去天津大公報工作的時候，父親部隊連續與八路軍發生了沖突。開始，是因為受降問題，父親遵從蔣介石的命令，從綏遠省的歸綏東進到綏東、察哈爾、熱河去接受日軍的投降，可這些地方大部分是八路軍的游擊區，八路軍在這里與日軍打了幾年的仗，按理說應由八路軍去受降。并且朱德總司令也已下了命令，讓當地的八路軍受降。父親與他們發生沖突后，一下子由抗日時期的合作的友軍關系，變成了敵我關系。1946年秋，眼看解放軍快要攻下山西大同了，他卻為閻錫山的部下解危，先后從解放軍手里打下了集寧、豐鎮。我對父親的作為很不滿，于是就利用星期天，還請了兩天假，乘火車來到張家口，與父親爭辯了一個通宵。當時，我就抓住了兩件事對他實施“猛烈進攻” 。一件是轟動全國的五原戰役:1940年3月至4月，父親率部在五原戰役中，取得了擊斃日軍水川中將，殲敵3700多人的勝利，得到全國人民包括中國 *** 、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海外華僑的慰勞。4月6日，蔣介石發來賀電，并宣布授予父親“青天白日”勛章。對此，父親于5月22日發表辭勛呈文，公開予以辭絕。辭呈表面看是推諉功微，不能拜領，實則是對蔣介石對日妥協投降政策的不滿。第二件事就是我抓住了父親說的一句話:“抗戰勝利后，我要‘解甲歸田’ 。”批評他言行不一致，嘴里說“解甲歸田” ，行動上充當蔣介石打內戰的急行鋒。我那天所以用這兩件事來“進攻”他，就是想說明父親抗日是真心的，對以“攘外必先安內”的華麗辭藻作掩護，行“剿共滅共”之實的蔣介石的勛章，不是笑臉相迎，而是冷眼相觀。可是到了解放戰爭，父親的態度變了，變成了“戡亂政策”的積極執行者，并且不分青紅皂白，把打內戰的責任推到 *** 一方，為反動的國民黨蔣介石開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