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專訪｜石一楓：我們這個時代的辯證法（上）( 二 ) 石一楓|胡同|專訪|王朔|老舍

我雖然一直在北京生活，但從沒住過胡同，都在部隊大院或者大學的環境里。北京這邊，胡同是東城區、西城區，傳統意義上的二環路，最城市中心的那個地帶，大院要再稍微往外一點，三環路四環路沿線，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還叫郊區，這些年變成了所謂的商業中心。正好我的單位《當代》雜志是在老城區，以前的主編楊新嵐就住在東四的胡同里，走幾分鐘就能到單位上班。我是上班之后才開始對胡同這一片熟起來的，沒事兒就老去胡同那瞎溜達、買東西、吃飯。溜達了一些年頭，就覺得自個兒好像也能寫這個情境里的事兒了。另外我還是想寫一下老北京，就跟巴爾扎克寫巴黎似的，希望在自個兒文學寫作的拼圖里，把北京這個城市拼得全一點，那肯定得寫一個胡同里的北京。
澎湃新聞：北京太大了，小說里的食物也能幫人迅速“定位” 。像《漂洋過海來送你》里主人公吃的東西就和之前作品里的很不一樣，糖油餅、燒餅夾肉、炒疙瘩，好像是胡同人“專屬”的食物。
石一楓：對，后來北京人的生活習慣比較雜糅了，全國各地的習慣都有。只有住在胡同里的這些人依然保持著老北京的生活習慣。我們現在吃炒疙瘩還得去“護國寺小吃” ，今天都還是一個國營飯館，特破，但就那有炒疙瘩。
澎湃新聞：你心目中的京味小說是什么樣的？
石一楓：我覺得京味小說有兩個標準。一個標準是有北京語言或者北京人的獨特氣息，比如北京人說話比較貧，有時候他說話不是為了說清一個意思，就是為了玩兒，為了享受語言的狂歡。其實只有在人口密度極高的地方，又是沒什么正經事兒干的這幫人，才會把語言當玩具。你看人口密度很低的西北，西北人不會把語言當玩具，你想玩沒人跟你玩吶。再看上海，人口密度高了，但人家忙著上班掙錢，人家有正經事兒干，只有中國的北方，尤其是北京人能把語言當玩具，然后天津人、東北人也有這個特點。再因為北京是首都，把語言變成玩具之后，出租車師傅都能跟你談政治，好像什么事我都知道，世界大事都是我們家事，有這么一個感覺。
另外一個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標準，就是京味小說寫的是發生在北京的事，但它折射的其實是這個時代整個中國社會的變化。北京歷來是中國的首都或者文化中心，所以它所折射的變化更加劇烈。我覺得京味小說有一個傳統，這個傳統就是通過北京去寫整個中國乃至世界的世道人心的變化，這個挺重要的。比如說老舍的《貓城記》是一個啟蒙小說，寫中國人為什么那么愚昧，《四世同堂》寫的是救亡，其實老舍寫的主題全都不是北京人那點風俗，他寫的是這個國家在那個大時代的變化。然后王朔也是，他除了耍貧嘴，除了諷刺，除了挑戰知識分子權威，他同時寫的是改革開放初期，整個中國迅速從政治社會變成商業社會的那么一個時代變化。我覺得王朔特別大的一個貢獻在于他寫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社會轉折，寫得特別好。你看他的小說，典型人物就是一個部隊大院的子弟，過去是當兵的，這種人本應該是國家干部的后代，就是預備國家干部，但他不去當干部，他在街上混，混完兩年呢，他去南方當倒爺。這是典型的只有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才有的變化。所以京味小說有一種比較大的社會性的、時代性的眼界，從本質上說它還是以現實主義為主的一種創作。